我很喜欢《管理心理学》中关于激励的章节，总有种常看常新的感觉。

昨日观赏了影片《首尔之春》，在对理想主义者郑雨盛的命运感到惋惜的同时，我不禁思考，为何看似杂乱无章的叛乱军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事实上，从首都警备司令官的任命之初，结局便已注定。李泰信，一个对政治既无理解也无兴趣的人物，面对的是一群对权力和政治充满狂热的投机者。正如赌局对赌徒的强烈吸引力，这种激励的不平等使得双方的行动力天差地别。李泰信的任职，是出于无奈和服从，而非内心的选择。因此，他对反叛者的拉拢只有本能的反感，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即便知道部下中有内应，他也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对于那些令人头疼、想要逃避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够深思熟虑并努力走向正确的方向。李泰信的角色，就像一只被困磨房、只能做自己份内事的驴子。若非叛乱行动触及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可能会继续这样无目的地旋转。换言之，只有当叛乱发生，他才会被激发，采取行动，而这时已经落后于人。

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也是叛乱分子最有组织性的行动，是对所有当权者电话的监听，以及监听后的直接行动。在韩国这样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这正符合关系需求的激励模式。通过动用人脉，找到同乡、同级，进行拉拢。对他们来说，是非并不重要，人情世故才是他们判断的主要依据。虽然过程中并未明确叛乱军会提供何种利益，但这无疑是激励乌合之众的另一种方式——以利益诱惑。相比之下，理想主义者虽然口号响亮，但追随者所面临的风险极大，可能的下场极为悲惨。正如八空降指挥官的顾虑，人们可能会误以为他是软弱，但这其实是真实的人性反应。成功可能不会得到赞誉，失败则必然是毁灭性的，尤其在对方实力更强的情况下，凭什么让八空降对抗二四空降？凭什么期待他人愿意打一场风险极高的战斗？仅凭一腔热血是可贵的，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我对首都警备司令部能否真正召集到100人，以及是否真的有那么多愿意为崇高信念献身的人持有怀疑态度。对于普通人来说，找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解决他们最想摆脱的问题，这才是激励他人跟随的关键。而李泰信，从信念上不愿做，从实际上无力做，败局自然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