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如果你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是会如释重负还是如坐针毡？
近来有一部讲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电影，戳中了许多影迷的软肋。这部获得戛纳、奥斯卡多项提名的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却又触及四方的女性成长图景：女主朱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不断自我觉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女性。但在30岁的年纪，她仍然身处一种庞大的迷茫之中。
影片的序曲，学生时代的女主会把手机锁起来，这个时代太多的信息涌入，有时候她不得不把这些声音切断。短短几分钟，让我们看到了她经过自己的选择、尝试，学习医学、成为摄影师等跨度极大的学业和职业路径。遇见不同的伴侣，但都未等来结果。
影片结束你理解了她对自己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30岁的朱莉，在她的生活里遭逢了种种“可能”，遇到了爱、遇到了性、甚至遇到了相知和了解，最终仍旧孑然一身地生活。当然这个时代的女性早已知道，孤独并非是一种损毁。但它所对焦的那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共通的困境。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平庸的大多数，如何去一砖一瓦地搭建自己的个体生活？如同影片所提示的，我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资格这样告诉我。
撰文｜走走小姐
看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那个下午，我觉得度过了一段绵长温柔的午后。
娓娓道来的生活际遇，仿佛是一场没有路标的奔跑。看似四处皆为道路，但却不知目的。同时，也堵死了许多失败后的虚妄借口。不能让长大成人后的我们说，假如我当时……就好了。别说没有假如，就算像女主一样试过了种种“假如”，也仍难得到一个确切的圆满。女主拥有做选择的机会、去实践的成本，遇见了一个恋人后还有恋人。她把我们曾想过的尝试都活了一遍，但这不是一个鸡汤励志故事，她最终并未功成名就地成为一个“人物”。
影片结束，我像是在看另一个维度的自我裸奔。觉得喉咙发紧，张了张口既说不出话也流不出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不就是在说我们每一个充满期待却又无力回天的人生吗？
英国作家朱莉娅·塞缪尔在《生活即变化》中写到：尽管我们想速战速决，但情感与外部事件的同步需要时间，我们无法强迫自己的感情跟搬家货车，或是新工作、新角色、新身份一样齐头并进。从小到大，我们以为生活是向上的旅程，是通往更美好境地的阶梯，每一阶都更上一层。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更不确定，它有起有落，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化。
而我们似乎唯一能做到的即是：接受在这个世界动态地生活。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它没有完美的大结局，就是在讲述真实的成长，探讨了女性的恐惧、焦虑、悲剧、爱欲和生活本质的流动。
朱莉和前任分手时说“我觉得我就像是自己人生的观众，就像是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出演配角一样。”活不到自己的期待，是大多数人的现实。面对自我是一门艰深的功课，之所以选择“30岁”也大抵是这个原因。处在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成年世界门槛，突然赤身裸体地面临周遭无数无法命名的审视。
难道人生至此，就一定要交上婚姻、社会价值反馈的答卷了吗？我不知道，但也似乎正在经历这场无名的考试。现代人的生活，太容易被一种奇异的统一步调所控制。我们的感动和体悟，由四面八方的社交平台集体呈现。追求趋之若鹜的共鸣，缺少“少数和个性”的生长空间。交不上社会答卷的，头上仍有“隐形后进生”的帽子。
但更困难的是，朱莉真正痛苦的深渊在于：内心挣扎尖叫的“自我”并未出生。
每一段尝试后的生活似乎都不是她要的生活，每一个交往着的恋人都无法让她开启另一段人生。她狂妄的、渴求着被看见的“自我”如此虚弱、不堪一击、模糊和破碎。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的否定。在自由尺度中的探索和游走，也如涉险于一片白雾笼罩的山林。
但自我的匮乏不是朱莉一个人的困境，它是这个时代呈现给我们的难题。在“资本冲动”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交媒体的热点追踪还是消费内容的同质化倡导，人们关注的内容（精神性的）和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很难为这个世界再贡献个性。
所以当我们从“塑料生活”里想找些本质，询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份特别的、让我们可以抛弃一切、超越一切的情感，我们也很难有决绝的选择。
是生活强烈的随机性，让整个时代的人类开始漂流。女主角身上心里无名的不安，生活选择上的不断尝试，潜在着结束这种漂流的欲望，和茫然无措的失落。犹如身处宽阔海面，想在此留下一点痕迹，却发现不过雨滴一颗。但她想做一块儿磐石，人类的“自我”就是超出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存在，是文化性和精神性的产物，成为“磐石”的愿望，就是建设生活意义的起步。
这部电影的导演约希姆·提尔是挪威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的表亲，他在北欧迷人富足的挪威首都奥斯陆长大。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地也来自这里，终年温润的温带阔叶林气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是全欧洲最富有、安全、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城市之一。但就是这里，一个代表着诸多文明尺度的地方——仍然令我们窥见了女性在起跑阶段的共通困境。
她有着所有缺陷人格角色在城市生活的核心危机：缺乏父爱的单亲家庭，无处着力的事业，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不安，以及因此被贴上的标签。
女主虽然在尝试书写大胆新潮的女性宣言，但没有一刻是真正自信的。她对父亲的愤怒长久沉寂。她写完的文章羞于发表，被恋人赞美时仍然难于安然承认。她内心的彷惶不安，她对浪漫关系的追求，也在为她制造新的痛苦。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讲述恋爱关系的细腻是非常可贵的。所以电影非常好看，那些浪漫迷人的处理让整部作品无论讲述多么下沉的话题，都仍然是灿烂的。
比如海报上女主奔跑着的笑颜，就是在去见新恋人的路上。有一段美丽的超现实镜头：那是一个清晨，和同居男友如常的一天开始了。她打开一盏灯，一切都静止了。四处的山川、河流、草坪和人群全都存在，从日出到日落。但跑过这几个街区，她要去见心头记挂的新鲜爱侣。两人交谈、缠绵、拥吻，那一切美好的事物虽然存在，但都比不过她此刻正在进行着的“美好”——fall in love。
而回到现实中的现实，和同居男友爱情的灯盏熄灭了。她选择分开，她要继续新的关系，虽然最后仍旧在重复和增添着新的痛苦。两段展开描述的恋情最核心的关系矛盾在于“生育”。一个平权意识“应该较为成熟的地方”，“生育”依然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女性，该如何选择和她的伴侣继续后面的人生。
她也曾尝试过跟随男友去参加家庭聚会，和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朋友们度过了孩子奔跑、大人尖叫的周末。在那浓缩的家庭体验中，无数婚姻世界的裂缝扑面而来。女主也和当时的男友不断地争论，男友会说着“很多人自己还没活明白就有孩子了”，一边仍不放弃说服她“我已经四十岁了，你比我小许多，我不能再等了。”
尽管男主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漫画家，会和女友进行深入的交谈，似乎欣赏她的表达赞美她的文章。他依然以一种“软压力”的方式在说服自己的伴侣帮助自己完成为人父母的心愿，即使这不是对方此刻的心愿。
当然，女主不是受害者或者值得同情的弱小女孩，她是一个受过教育、拥有选择能力的都市女性。但同时她依然对自己的困境毫无办法。以至于当意外怀孕来临，她也面临着时刻动荡不安的心。这部电影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在以女性作为感受中心去讨论女性遇见的问题。最后，当孩子又意外离开时，她悲喜交集的表情里也有松了一口气的安然。
梁永安教授在解读《小妇人》时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生命的打开，内部世界的多元化，一个人有更多的价值和更广阔的选择性。经历了城市化、中产化，经历了丰富的社会变迁，个体积累了大量的差异性。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女性对这个世界更有一种蓬勃的要求，反叛精神更为强烈。”女性在各种社会文明化之中，在发展、失序和建立新的脉络的过程里，开始迸发更丰富的诉求。片中的朱莉处在女性成熟度最好的30岁年纪，但为什么身处如此良好的社会环境，接受如此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仍在这个年纪处于呈现出自毁式的迷茫呢？而朱莉的状态甚至是世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她在生育和婚姻问题上的被动、她对身份建设的自卑、她在面对自我社会价值上的迷乱。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有一部90后女导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就以非常轻巧的方式在探讨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一个幽默的桥段是，前妻一脸认真地说出“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在调侃和嬉笑里，释放了性别平权的巨大信号。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部电影中的三位女性都全权以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作为中心，颠覆了老白（片中男主）的种种预期。是近年来中国作品中，呈现女性自主性、自由度最宽适的作品。这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女性行为上存在一种共性：从男性的眼光、逻辑、要求和期待中，跑了出来。
但跑出来之后呢？
离开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那些规则体系之后，我们新的人、新的女性，在前往新的环境下继续往前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的命题出现，也是朱莉正在面临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需要什么样的生命追求，去构建比较幸福的“个体生活”。
但跑，是前提。不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还是《爱情神话》，或者《致命女人》到国内不断出现的《爱很美味》《我们的婚姻》等，都无一不在呈现着越来越强烈的女性主体性，先让“自我”离开此前的束缚，是全球女性进行中的动作。
“三八妇女节”时，日本女性主义先驱森崎和江女士说过的话又被大家纷纷转发：我们要退回扣在女性头上的种种称呼，回到无名。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名字，母亲、妻子、主妇、妇人、姑娘、处女……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第一人称单数”，也是这部电影接近尾声的章节标题。
前任患了癌症离开，朱莉也又结束了一段恋情，她一如我们初见她时一样，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人的自由迷雾之中。但终究还是不一样了，走到过“一切的尽头”，陪伴过昔日的恋人永别。她坐在海边，看着朝阳一点点升起来，阳光洒在她的脸庞，生活如此，都会心碎。她携带着这些过往，继续着三十岁以后的人生。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段对人生精妙的总结：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
所以坐在海边听闻噩耗的朱莉，虽然流泪但并无更多感伤。因为你知道她会坐起来，还有后面的故事发生。我说电影很温润，是因为如朱莉般的女孩可能都经历过几段感情、人生里开始过不同的序章，有过不确定的放弃和继续着不确定的以后。在探索、寻觅、兜兜转转的过程里，开始接近那个藏匿的“自己”。
到了这里，电影超脱了关于性别的束缚。它开始讨论的是任何对成长有渴求的人：我们面临的不过是为这个“自我”重建坐标系。
它像陪伴着女主和无数潜藏在这样人生档口的年轻人一起，剥去一层恐惧和焦灼的外衣，让温柔和耐力展露出来。好像不必在面对海量涌入的信息而不知所措，大多数的社会比量开始失效。
女性的成长往往是从向内寻找开始的，她不再去渴求新一段的关系，新一份的职业，而开始选择在自己的遭遇中不断前行。所以在片中后记，看到她举起相机从容地引导着生涩的女演员。她能够为其他的女性提供信任的力量了，这时候电影所触达的连接如此敏锐，不只是在奥斯陆而是和世界上各处的女性一起犹疑、绝望、在平庸和想象中反复横跳。
我常用平庸生活将自己包裹，但每时每刻，作为自己人生的观众，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只能是我，对自己下这样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我拒绝成为被审判者。这个片名，妙就妙在它既是一种反馈也是一种自言。但除了“第一人称”的我，谁也没有资格告诉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走走小姐；编辑：走走；校对：赵琳。题图来自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