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2-22

白夜追凶:关于硬汉派推理，以及军火案

一直在想，军火案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违和感，仿佛跟整部剧集格格不入。看23-27集的时候实在没忍住写了个吐槽，当时真是很难过，担心这部剧就此野马脱缰一去不返，那真的是太遗憾了。好在28-32集非常漂亮地把剧情拉了回来，但军火案，仍然是巴尔扎克的手——不是过于完美的手，而是难以契合的手。
《白夜追凶》的定位，是中国首部硬汉派悬疑推理剧。
硬汉派推理不意味着主角是硬汉，无论关老师还是潘老师都没硬到哪里去（够了）。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对于以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古典推理而言。古典推理往往意味着别墅，田园，打猎和垂钓，舞会和饮宴，各司其职的仆人和各式各样的房间……无人生还的风雪山庄，突然横躺了一具尸体的藏书室，坐在安乐椅子里的侦探。这一切离我们很遥远，但又莫名地令人觉得安心，你知道侦探最后总会解决问题，秩序会恢复如初，真相总归会大白于世。[1]
但这样的世界一战之后便开始消亡，二战之后则不复存在，古典作家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阿婆的《伯特伦旅馆之谜》重现了战前的英式老饭店：脸蛋红红的健康的姑娘，新鲜的橙汁和松软的面包，餐刀戳下去会流出蛋黄的煎蛋，可口的涂满黄油的松饼……马普尔小姐享受它，却也觉得它过于完美，宛如一个精心打造的时间凝固之地，一场漂亮而虚假的表演。旧时光总是令人眷恋，但阿婆和马小姐都清楚地知道，它并没有那么美好，而且永不复来。
而硬汉派推理则打破了古典模式，它把安乐椅子里的侦探直接拉进了泥泞不堪的穷街陋巷。侦探没有了猎鹿帽、长柄伞、小胡子、毛衣针的加持；很多时候他们自身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酗酒、失恋、离婚、性格弱点、心理障碍，甚至更糟。他们依然用着传统或新兴的刑侦手段：现场调查、物证鉴定、证人走访、数据搜索……但他们身后却呈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细腻、复杂的世界。熟悉而陌生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灯火迷离的夜总会，酒醉呕吐的暗巷，毫无理由的伤害，极高尚和极卑污的人性，猜疑，信任，爱与恨，某一瞬间的挺身而出或者退缩逃避，以及平凡庸常的生活。
古典侦探或许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类型小说”，硬汉派推理则一脚踏入了“现实”的疆界。那个世界就在我们身边；侦探也好，证人也好，罪犯也好，也都是身边的人。
着迷于《白夜追凶》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开始写细节手记的初衷，却是因为剧中所展示的那个，我所熟悉的世界。多年来追欧美剧的时候也有留意细节的习惯，但即便能辨识出一本书，一张海报，一个刺青，一首老歌；也没本事辨认出啤酒、牛奶和麦片是什么品牌。退一步讲，即便能辨认出，它们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具备“某种”意义。不像哈啤小麦王、营养快线、乡巴佬鸡腿和老干妈，那都是岁月中多么亲切的伙伴，跟康师傅老坛酸菜面一起，在无数个晨昏里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
更为熟悉的，是岁月，城市和人。
之前曾经和基友说，关老师的最爱和你一样，喜欢吃油泼面哎。
基友点头说，是啊是啊，大唐宫，这一听就是个陕西馆子啊。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但还真是……理所当然。
大概就是国产剧得天独厚的地方，它拥有伴你同行的空间与时间，以及一路上的旅伴。外卖兴起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和颐酒店事件也并不久远，大概总有人被某个暴走领导吼过：“反正日子照过工资照发，都TM混吧！”——暴躁而正直的刑警，急于证明自己的毕业生，斯文得有点滑腻的大学老师，衣着鲜艳的外卖小哥，浓妆艳抹的酒吧歌手……相同或不同的职业，相同或相似的面孔，都曾经出没于身边的茫茫人海。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一生中恐怕都无缘得见一个凶手，更不要说连环杀手——也希望永远不要有这个缘分——但无论高远、王志革、董乾、冯琨甚至幺鸡，于我们都并非陌生人。
除了军火案。
仔细想想，军火案也未必就是为了搞出个大场面。大关的失枪，安腾与叶方舟军警两线的盗卖证物总得有个去处。大关的追查已经导致幕后黑手处心积虑去陷害他，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嫁祸给弟弟怎么也得有迫不得已的情势，非同寻常的凶险。这也许是个结构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案子，但也正是因此而成了巴尔扎克的手——无论军火贩子还是恐怖分子，距离普通人都过于遥远。那个领域属于伊恩·弗莱明、肯·弗莱赛、丹尼斯·席尔瓦，伴随着爆炸与火光，高大上的机构和精巧的道具，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类型”故事。
真正的军火贩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看过《战争之王》的话，可能会记得尼古拉斯凯奇说过，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贩究竟是些什么人（没看过的话拿“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贩”这句话搜一下也就搜出来了）。当然，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公安机关，其实也涉及不到那么大的阵仗，2013年，纽约市破获了一起号称“史上最大”的军火走私案，涉案也不过254把枪支而已。
[卧底侦破纽约史上最大军火走私案，截获254把枪]
“警方决定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卧底扮成买家打入军火走私团伙。这一‘卧底行动’被纽约警方视为‘最高机密’，只有少数几名高层知道真相。……立下汗马功劳的卧底并未出现在现场。为保护其身份，方便他今后的工作，纽约警方甚至没有对外公布其姓名或者照片。”
这是纽约军火案新闻中的一段叙述——有点相似，是吧。2012年10月到2013年8月，这名纽约警方的卧底差不多销声匿迹了整整一年，截获了254支枪，即便在任务完成之后，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而且那可是美帝，持枪合法。在本国，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大抵就能冠以“特大”的名号了。
所以，从规模和框架而言，军火案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疏离感在于，与这个案子相关的人，距离凡俗生活还是太有距离感。我们不知道这二百多支枪在地下市场究竟能卖多少钱，在津港能买得到一套房吗？值得这个东南亚的军火走私集团，以及恐怖分子千里北上铤而走险吗？军火贩子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有正常的工作和家庭吗，不做买卖的时候他们都干些什么？恐怖组织会派一个看起来全不靠谱的年轻妹子去做联络人吗？更重要的，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并且正常说话吗？
硬汉派推理的宗师之一雷蒙德·钱德勒有篇小文章《简单的谋杀艺术》，文中向该派别的鼻祖，《马耳他黑鹰》作者达希尔·哈米特致意：
哈米特把谋杀从威尼斯花瓶中解脱出来，然后丢到暗巷里……他把谋杀交到那些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的手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用的是唾手可得的器具，而不是手工精艺的决斗手枪，箭毒或热带鱼；他把这些人物如实付诸笔墨，他们谈话和思考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平常用来谈话和思考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从说话开始的，而且是从普通人的说话开始的。
至少在说话这一点上，军火案已经背离了硬汉派的初衷，就像在一个人间烟火气的津港陡然立起了一座略显夸张的戏台；然后把角色从城市街巷里粗暴地拉出来，丢进一个观众并不熟悉的的小环境里。这样的题材或许有着种种限制，可能这个小环境不能刻画太具体，可能有些细节不能披露，可能反派智商不能太高？——但这一切不是他们不好好说话的理由。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混过黑道也没见过连环杀手，但我们在身边见过幺鸡和王志革；而金山大哥和辛怡小姐，或许在样板戏的年代里更容易觅得知己。除了林嘉茵的个体命运令人生起悲壮之感——而这很大程度还是建立在我想太多的基础上——军火案实在没什么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地方。那个戏台高而远，人物和道具面目模糊。
除了金山的火锅？
看起来挺美味的，虽然他一边吃着一边纵容手下把老关揍了一顿。
……好像更美味了？
其实看《刀锋上的救赎》时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刀锋》的主线情节比《白夜》更缜密，逻辑链条也更完整，但后半段的越南依然有种悬崖跳水之感。忽然就从嘈杂纷乱的蓟门桥拉去了同样嘈杂纷乱，但完全不是一个情况的芒街；忽然从普通的刑事案件转向了跨国集团、雇佣兵和尖刀小队——虽然也能理解，或许只有那种极端环境下才能催生出安隆汶的死神，但作为读者而言，迎面撞击而来的陌生感还是挥之不去。依然是钱德勒的话：“这个世界可不是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而是你生活其间的世界。有些心如铁石，冷眼旁观的作家就能够从中找到非常有意思的材料。一个人遭到了杀害并没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杀他并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他的死是我们所谓的社会文明的印迹。”
硬汉派的侦探，终究还是要回到城市和人群之中去的。
那里有一切的亲切和美好，也有难以想象的冰冷和恶意。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与人互相伤害，走过人海的侦探，就如同推着一块巨石走向山顶。但那块石头属于我们，那条路属于我们。
End
[1]这段叙述观点来自于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原句：“一战之前，古典侦探小说和外在世界相当一致。庞大的乡村别墅还矗立着，里面满是来访的亲朋好友，适度的乡村消遣、射击和垂钓、一班仆人以及各式房间，包括堆满尸体的图书室。这样的世界在二战以前就消亡了，但是侦探小说家假装它仍然存在。……二战结束时，古典侦探小说所带来的安慰已经变得很不可靠。……世界岿然不动这一假象无法再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