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为什么以传统的纸质媒体作为载体的《哈利•波特》，会在当今这个电子媒体极度强势的后工业社会取得空前的传播成就？面对这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若将“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视作二元对立的范畴，是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批评的。
《哈利•波特》逸出了一些批评者二元论的规范，从而成了“成人”不该阅读、“儿童”不宜阅读的滑动在两个仿佛有着明确所指的“文学类型”之间的异质性文本，却也正因此而获得了打破“成人出版物”和“儿童出版物”的界限、在“后文学时代”赢取巨大传播空间的能量。“童话”是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替代和起源缺乏的“儿童文学”的补充，它是“成人”在场而“儿童”缺席的一种现代性设计。而《哈利•波特》这套以死亡为主题的书籍，则是在电子媒体所引发的“童年消逝”的社会变动中应运而生的“后童话”。
现代社会的关键词“技术”与被作者罗琳称为全书“主题”的“死亡”的关节，是《哈利•波特》撬动壁垒森严的“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建制，打开书写“严酷的真实”、“探讨善恶”的深层空间的“阿基米德支点”。《哈利•波特》这部“后童话”所创造的魔法世界，并不是现代“成人”为确证自我、寻求庇护、获取抚慰而构想的“净土”，不是与现代性世界二元对立的“神秘的原始思维的世界”，也不同于托尔金幻想的纯架空的“第二世界”，而是一个弥合、混淆界限的魔法异化/技术魔化的仿真世界。罗琳正是通过对这样的幻境式自我相似的“超真实”的精心雕琢来书写她在现代性世界中所体验到的“严酷的真实”，这个“包含着痛苦和悲伤的死亡的探讨善恶的故事”是一部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寓言。
在现代性技术的支配下，“征服死亡”和“给予死亡”在“死亡的飞行”/“伏地魔”身上构成了对立统一，导致了“集体死亡”的灾难，这种灾难是《哈利•波特》这部现代性寓言对现代性的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检验。“向死而在”的哈利•波特完成的从死亡到复活的终极救赎，是一种弥赛亚性的安慰。《哈利•波特》这部“后童话”是一个书写现代性技术可能导致的悲痛和灾难的寓言；然而，这部“真正的童话”否认最终的全面的失败，在结尾用神奇的逆转带来了救赎之乐，恢复了现代性社会的心理平衡。
《哈利•波特》寄寓了作者罗琳以“爱”——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本真情感和道德责任——来反抗技术极权的愿望；但，这种对技术极权的反抗却面临着无法超脱的双重困境。现代性的基本悖论在于技术系统的现代性与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之间的悖论，吊诡的《哈利•波特》与“《哈利•波特》现象”，正是象征这一悖论的生动寓言。
论文关键词 《哈利·波特》；童话；儿童文学；现代性；技术；死亡
目 录
一．引言：吊诡的“《哈利·波特》现象”
二．补充与替代：从“童话”到“儿童文学”的转换诡计
三．淹没建制：面向“童年之死”的“后童话”
四．魔法：对技术的反叛，还是对技术的仿真？
五．伏地魔：“征服死亡”与现代性的隐忧
六．哈利·波特：“向死而在”与童话的弥赛亚性
七．结语：超越技术的理想及其困境
一．吊诡的“《哈利•波特》现象”
已被翻译成七十多种语言、在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全球总销量超过四亿册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可以说是当今这个后工业社会产生的传播面最广、商业成就最高、社会轰动效应最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个被希利斯•米勒等文学批评家悲观地认定为“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1]的时代，却出现了迄今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畅销”的文学作品，这个颇为吊诡的文化现象，既赢得了响亮的喝彩声，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对《哈利•波特》的争议和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部分文化精英人士和部分儿童教育工作者。
一方面，一些知名的文化人士以精英主义的姿态指斥《哈利•波特》根本不具备“经典”的品质，将《哈利•波特》的流行归因于商业运作，并表达对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的忧虑。例如，“西方正典”的捍卫者、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华尔街日报》上对《哈利•波特》发起攻击，他认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缺乏想象力，到处都是陈词滥调”，并称“《哈利•波特》现象”是“可耻、愚昧的文化潮流”[2]；《纽约时报》编辑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撰文表示，《哈利•波特》只是简单的“儿童图书”，“成人”阅读它纯粹是浪费时间；文学批评家菲利普•亨舍尔(Philip Hensher)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幼稚病”的观点，他在《独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于“《哈利•波特》现象”，“我们需要担忧的是成人文化的幼稚化(infantization)的倾向，人们对真正的经典失去了感觉”[3]。
另一方面，不少家长和儿童教育工作者认为《哈利•波特》的格调过于“黑暗”，有很多不应该出现在“童书”中的“残忍”、“恐怖”的内容，因此反对学校图书馆收藏《哈利•波特》，甚至提出禁止孩子们阅读；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批评者曾3000多次尝试将《哈利•波特》系列从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下架”。香港万国儿童布道团教育部儿童行为教育主任谭孙德棻就曾撰文指出《哈利•波特》“太过清楚的将黑暗世界的势力描述出来……把复仇、死亡表达的十分逼真……有不适合基督徒，更不适合儿童的内容……然而故事的吸引，连我一个成年人都想要追看……看完觉得毛骨耸然……”这位富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向家长、老师发出警示：“这是所谓的‘儿童读物’，孩童是否能有节制，并且清楚的分辨现实和fantasy呢？……想想看，身为一个父母，你该不该让孩子阅读充满仇恨、暴力、死亡、鬼怪的‘儿童读物’呢？……好看的小说不见得是合宜的‘儿童读物’，父母、老师们万万要三思。”[4]这位教育学博士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美国第25届“禁书周”(Banned Books Week)[5]将罗琳列为“十大令人厌恶的作家”之一，她的“罪名”就是宣扬“恶魔主义”，可能对青少年读者带来不良影响。
在上述两种批评的并置中，一种吊诡的悖论式情境呈现了出来：一方面，不少文化精英人士认为《哈利•波特》是“儿童读物”，因此“成人”阅读它是“文化幼稚病”的症状；而另一方面，不少孩子的家长、老师、儿童教育专家们则指出《哈利•波特》的主题“对于孩子们来说太成熟”，认为《哈利•波特》“不适合儿童阅读”；在这样两种批评的挤压之下，《哈利•波特》似乎处在了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它应该被“成年人”抛弃，又必须被阻隔在“儿童”的阅读视野之外；然而，正是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式的《哈利•波特》，却在这个文字阅读缩减、衰亡的“后文学时代”[6]，激起了全球的“儿童”和“成人”共同的阅读狂热，以至于学者凯瑟琳•格里姆斯（Katherine Grimes）发出感叹：“《哈利•波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同时吸引了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7]。
为什么以传统的纸质媒体作为载体的《哈利•波特》，会在这个电子媒体极度强势的后工业社会取得空前的传播成就？[8]面对这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上述两种简单化的贬斥在互相矛盾中显然都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批判性力量。那些为“《哈利•波特》热”所表征的“幼稚性”而忧心忡忡的文化精英们，他们自己也并不见得有多么得严谨与深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过《哈利•波特》的文本，哈罗德•布鲁姆就承认自己只读了《哈利•波特》的第一部，亨舍尔也不过只读了前三部，他们挟着精英主义对畅销读物惯有的轻蔑态度斥责“《哈利•波特》现象”，却并未给予研究对象《哈利•波特》的文本应有的尊重。相比之下，笔者认为，那些“追看”而又呼吁“禁看”《哈利•波特》的从事教育实践工作的人士，在自己的阅读感受的基础上做出的论断，更切近《哈利•波特》所具有的某种文本特质；虽然他们的主张在现实中已被证明为过于保守和狭隘，但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思考却不无启发性。
这两种面对文学现场无可奈何的自说自话而又彼此背反的批评，其困境导源于批评者将“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视作二元对立的范畴，然而《哈利•波特》却逸出了批评者二元论的规范，从而成了“成人”不该阅读、“儿童”不宜阅读的滑动在两个仿佛有着明确所指的“文学类型”之间的异质性文本；《哈利•波特》正是因此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反对而备受争议，却也因此获得了打破“成人出版物”和“儿童出版物”的界限、在“后文学时代”赢取巨大传播空间的能量。
引入德里达对“类型的法则”的论述和福柯的“谱系学”有助于对此现象的进一步阐释。德里达指出：“整个类型问题的困惑也许就源自于某种类型再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界限之内，即这两种类型既不能完全分开又不得不分开。于是，它们就形成一种畸形的对偶关系：一方不归属另一方，然而，一方又同样地为另一方提供一段引证，从而使之出现在那一方的叙述中。”[9]作为彼此分立的两种文学类型，“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是交叉的、互渗的。如果去发掘所谓的“儿童读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10]。
二．补充与替代：从“童话”到“儿童文学”的转换诡计
关于《哈利•波特》的文类归属，存在着这样一种很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从文体学意义上说，‘哈利•波特’系列是典型的现代超人体长篇童话……具有童话文学的各种美学因素：题材是西方最古老的童话题材，即有关巫师与巫术的故事；人物形象采用传统的安徒生童话‘丑小鸭’原型，即表现个体生命的奋斗与成长：主题是世界童话创作亘古常新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表现为以阿不思•邓布利多（魔法学校校长）为首和以哈利•波特为中心的正义力量与以伏地魔、食死徒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斗争……”[11]《哈利•波特》是一部“童话”，这基本上是文学接受者/消费者、出版营销商、文学研究人员的一种普遍共识。而在现代人的常识系统中，“童话”是“儿童文学”最主要、最典型的一门文类，然而，只要对“童话”进行词源辨析和谱系学的溯源，就会发现，“童话∈儿童文学”的常识是一种浪漫的误读，是一份“现代性设计”，其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转换。
汉语中的“童话”来源于日语[12]，被译介而来时其词义就是“儿童故事”，作为一个“被译介的现代性”的文体学概念，汉语中的“童话”从产生之日起就与“儿童”这个作为对象的群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然而，值得注意、需要澄清的是，受日语的影响，汉语中的“童话”内涵比英文、德文相应的词汇要小得多。东方的“后发现代性”语境中的“童话”概念，与西方的相应概念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日语的“童话”，译自英语中的“fairy tale”，而“fairy tale”的直译应该是“精灵的故事”，来自于法语词“conte de fées”的“fairy”指的是精灵、仙子、妖怪等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的被先民“泛灵化”的自然形象。而在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看来，德语词“Märchen”对界定“童话”的内涵更为准确，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连续的母题或插曲的故事”[13]的意思。民俗学家杰克•兹普斯（Jack Zipes）进一步考察了“Märchen”的词源，发现其词根“Märe”最早的意思是“消息、闲话”[14]。
“童话”最初并不是为“儿童”特别创作的，而是民间口耳相传的“连续的母题”、“插曲的故事”、“消息、闲话”。法国民俗学家保罗•戴拉鲁（Paul Delarue）运用阿尔奈和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大约一万个法国及先前法属领土的民间故事加以归类，整理出在法国乃至欧陆家喻户晓的那些童话故事的民俗背景和口传历史。那些不识字的乡下百姓围在火堆旁传讲的“原生态”的“童话”，包括用头发引诱王子爬上城堡共度春宵的“长发姑娘”，将自己的前妻们杀死并将她们的尸首挂在墙壁上的“蓝胡子”，吃外婆的肉、喝外婆的血的“小红帽”，包括性爱、吃人肉、强暴、乱伦、粪便、撒尿、鸡奸、欺骗魔鬼、愚弄神等等。这些“童话”当然不是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而作，而是告诉“农民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并且为他们提供处世的策略”[15]。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ès）在他的名著《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中以严谨的年鉴派学风、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概念并不存在。 这与当时的信息传播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用传播学家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的术语来讲，前现代的社会处于一个与“社会识字文化”（Social Literacy)对立的“工匠识字文化”（Craft Literacy）的状态，即阅读的能力只由一个特权阶级——少数牧师、修道士所拥有。“工匠识字文化”导致所有重要的社会交流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方式进行的，口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而口语的掌握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特殊学习和训练。前现代的“工匠识字文化”和“公众口语文化”造成了年幼者和年长者的在行动范围、信息获得渠道、交际方式、行为方式上的混同，继而造成了在前现代社会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没有学习需要具备必要前提和循序渐进的概念，更没有学校教育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概念。在前现代的社会，“儿童”被当作是“缩小的成人”来对待，“现代儿童观”所高度关注的儿童的“特殊性”被严重忽视，因而也就自然不存在为儿童而特别书写的“儿童文学”/“童话”。
那种“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而成人文学是成人的文学”[16]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性的产物，“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以“儿童的发现”为认知前提的。那么，“儿童”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追溯那个“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儿童”，“从本质上说”，是现代文明的“想象”和“发明”，是“现代性设计”的一部分。
“儿童”是作为“成人”确立其主体性的他者而生成的，先是有了“成年”的概念，而被驱除出“成年人世界”的人就成了“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了另外的人生阶段、存在形式即“童年”中。“成年”的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与信息传播环境的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
大约在15世纪到17世纪，西欧拥有了活字印刷术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利用，西欧的传播技术获得了意义重大的更新。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技术的变化会产生三种重大变化：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思考的对象——的变化，符号的类型——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工具——的变化，社团的本质——思想产生的地方——的变化。而印刷术的发明和充分利用可以说是世界传播史上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技术变革之一。
印刷品的出现使人将自己的声音固化为某种形式，以突破语流所受的“此时此地”的时空限制，实现广泛而长久的流传成为可能。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信息、交通等多种条件的限制，社会活动的空间都是受到“在场”的支配，也就是地域性活动的支配，这使得人们对行动的反思不得不“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这样一种包含时空一体的地域化局限，使得历史的进程成为一种反复，日常生活表现为一种遵循传统的“周期化”的惯例活动。而印刷术的发展和运用，使西方文化语境的主导文化由“口述文化”转变为“书写文化”，书写文化割裂了时间和空间，“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跳出了时空限制，从而对社会行为与实践进行新的认识并加以改造。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亦即它的重构与变化，都是基于“反思”而进行的，这意味着“思想和行动总是处于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中”，而“现代性”，正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17]
印刷品中文字材料的线性组织形式和文字符号的抽象本质使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起来，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信息表达方式和符号环境，概念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推演能力得到空前重视，理性主义张扬，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兴盛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和标志性符号。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构造了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逻辑”：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构成科学认识与道德行为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也由此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性是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
印刷技术的运用和印刷品的传播使整个世界为之改变，它带来了人类思想领域的空前开拓，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和人类获取信息的全新方式，参与形成了一个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新情况的产生：仅仅依靠自然而然即可形成的母语听说能力已经远不能满足新信息传播环境对人的要求，只有经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了特殊的能力，具备了特殊的素质的人，才能适应这个新的传播环境、新的文化、新的社会。这“特殊的能力”主要是指识字能力、阅读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这“特殊的素质”则主要指理性、“独立人格”/“主体性”、“自制力”/“新教伦理”等，而这些能力和素质并不是人仅凭天赋本能即可获得的，它们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与训练，因此被认为能够真正适应新传播环境的人年龄往往都在一定岁数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关于“人”的概念形成了——那就是“成年人”的概念，即指那些具备了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素质和能力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一定年龄，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被命名为“成年”。
“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18]，主体性的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儿童”的概念正是作为“成年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他者而产生的。“儿童”被现代主体用来指称那些还不具备足够的新社会所要求的能力与素质的人，“儿童”所处的人生阶段被命名为“童年”。“儿童”概念的本质是被现代主体建构的，它的界定和维持，需要一定的话语机制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和具体化的表达，而建构“儿童”的现代性话语实践，即是儿童文学本质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儿童的发现”。
“儿童的（被）发现”发轫于文艺复兴运动，巩固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了两套由成人掌控的对儿童进行规训的话语，一套是主要为成人而生产的儿科、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而另一套则是以“为儿童”为名义制作的“儿童读物”，1658年捷克教育家考美纽斯出版的《世界图解》被认为是“专业儿童读物”诞生的标志，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画册发出了一种“儿童有别于成人，儿童读物也应有别于成人读物”的观点与诉求，使儿童读物的创作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有意识地而且是大量的儿童书籍的出版活动开始出现。
而真正使理性主体完成自我呈现的“现代儿童观”是在启蒙运动中确立的，其中以洛克和卢梭两位“教育家”提出的学说影响最为深远，二者构成了现代性对“儿童”的建构话语的一体两面。
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中强烈呼吁应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他把儿童视作“珍贵的资源”，认为教育应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和自控能力的培养，建立孩子的羞耻感和理性。洛克把儿童的心灵比喻为“空白书写板”，在洛克看来，儿童心灵这块“空白书写板”应该通过接受成人的教育增添上适宜的内容，从而走向“成熟”。
洛克的“儿童观”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了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于“儿童”的知识谱系。这种知识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的教育动机，“儿童”被看作是在本质上有所欠缺的未完成的个体。“童年”被建构为一个合乎逻辑的随时间前进的目的论式的发展过程，是一个“becoming”的过程，其最后的目标是具备“成人”标准的成熟理性，以满足社会的要求。
洛克的思想为政府、社会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事业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对于保障“儿童”在“童年时期”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约定具有深远的影响。西欧资本主义文明为“儿童”的“教育”创造了现代学校，新兴的学校制度逐渐取代和改造了中世纪时期的学徒制度和保障神学威权的教会学校制度。“儿童”主要在学校里度过“童年”而和“成人的世界”相隔离，根据不同的年龄接受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而制定的特殊印刷材料。在学校中，“儿童”在“成人”的监控之下逐步学习和掌握现代性的象征符号标志和专业技术，以在“成年”后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系统、成为现代性制度的一分子为受教育目标。同时，“现代家庭”也逐渐形成，由于“儿童”被要求接受长期的有计划的教育，家长被赋予了种种新的教育和监护的职责，这更巩固了对于“儿童”受隔离、保护、引导的定位。以有组织的义务教育机构和稳定的现代家庭为核心，现代社会形成了“成人”对“儿童”进行管辖的基于信息控制的监控体系。
而卢梭则提出了一种通常被学者高度概括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卢梭在他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中明确地表态：“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19]卢梭同意洛克关于儿童缺乏理性的判断，也认同理性主义启蒙运动背景下的现代教育目的：“我们生来是柔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我们”——“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有理性的人”[20]。卢梭的“消极教育法”更加强化了“儿童”的特殊性，尤其是缺乏“知识”、“理智”的身心特点，并且强化了“教育”的阶段性要求，以“年龄”为标尺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卢梭那种“儿童本位”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完成，和洛克是殊途同归甚至是更进一步：以“自然”的名义，在细密的保护和严格的阶段性限定下，将儿童塑造成为遵奉“社会契约”、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和“德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体。
在深受卢梭影响的浪漫主义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了“儿童”的“黄金时期”。欧洲各国政府“保护儿童”的法令得到全面通过和执行，“儿童福利”体制大幅度完善，各种维护“儿童权益”的机构设立，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在西欧各国全面普及，使用童工的工厂遭到严格的取缔。“儿童”和“童年”的现代性定义得到了空前切实的实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阶层的“儿童”们穿自己的服装，玩自己的游戏，读自己的文学，基本上拥有了理论上所设想的舒适而惬意的“童年”。
“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生成的。既然，“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是人生的两极，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人种，思想家卢梭、教育家蒙台梭利、儿童文学理论家波尔•阿扎尔和利利安•史密斯如是说。儿童是特殊文化的拥有者，儿童与成人在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区别。”那么，就应该有“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在与成人文学的区别而不是联系中”“建立”起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而成人文学是成人的文学。”[21]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推论，就像“儿童”和“童年”被剥离出来接受隔离一样，“儿童文学”也从文学共同体中被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出现在文学史进程中。
“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文化逻辑看似能自圆其说。然而，“儿童文学”的倡导、创作、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主体都是“成人”，而作为被动接受对象的那被驱逐的“儿童”始终处在缺席和沉默的状态，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的有与“成人文学”根本区别的“儿童文学”建立起来吗？只要去追寻西欧“儿童文学”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的改装和替补的诡计。
“儿童文学”作为“现代儿童观”所衍生的文化生产，其背后是洛克和卢梭所开启的两组关于“儿童”/“成人”二元对立的知识谱系在运作。1747年，思想深受约翰•洛克影响的英国出版家约翰•纽伯里（John Newbury)以“圣经和太阳”为招牌，于伦敦创办起世界上第一家专门从事“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出版社，纽伯里出版公司的成立被认为是“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开端。从出版社的招牌就可以看出这种“儿童文学生产”的宗旨是现代理性主体的清教伦理和“给予光”（enlighten）的启蒙精神。洛克式的观念实际上是试图在“儿童”身上“生产”出某种特定形态的主体性，并压抑其他形态的可能性；而对于“成熟”和“孩子气”的评价标准，完全建立在概念建构者成年人对现代理性主体的自我认同基础上。这种观念所衍生的“儿童文学”要求艺术创作服务于教育的目的，强化道德说教和知识灌输。而此类以“教训”为诉求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十六到十八世纪西欧的贵妇人为那些受过教育的读者而改制的“童话”（Fairy Tale），她们对那些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消息、闲话”进行加工和改写，将其固定为书面文本，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各种经典儿童文学史著作中被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地位的1697年出版的贝洛夫人（Charles Petrault）的《鹅妈妈故事集，又名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昔故事集》。然而，只要细读这部初版封面上就画着一位坐在火炉旁边抽线边给“儿童”讲故事的妇女的所谓的童话故事集并加以认真的历史考证，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这些‘儿童类古典名著’都是经过一番修饰的嘲讽寓言，其字里行间紧系着17世纪法国宫廷、社会发生的事及上流社会的性爱政治。”[22]
而卢梭的“儿童本位”和“自然主义”的思想主张在十九世纪被浪漫主义思潮加以片面的推演和利用，“儿童”的“非理性”的“纯真”、“善良”的“天性”在浪漫主义诗人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们批判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后果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儿童”与“童年”的“特殊”被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目的的浪漫主义者加以神圣化。经典儿童文学史对“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自然是充满歌功颂德之辞，而浪漫主义对“儿童文学”在创作实绩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涌现出大量“童话”，尤其是《格林童话——儿童和家庭故事集》，这部在2005年6月21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童话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欧洲和东方童话传统”划时代的汇编作品[23]。然而，格林兄弟最初并不是“为儿童”而编辑出版《格林童话》的，他们是出于统一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目的，出于建立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而去从事搜集、整理他们称之为“自然资产”的德国民间故事的工作的。在《格林童话》1812年的初版中，格林兄弟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以“天然”的、“不加修饰”的面貌来出版这部故事集的，而在《格林童话》的初版中也确实保留着许多涉及虐杀、性爱、乱伦的内容。可在这之后，格林兄弟在学术界遭到的冷遇和在图书市场受到的欢迎使他们将工作重心转向适合儿童和家长阅读的故事书的编辑，为此，格林兄弟对他们原先希望加以保存的“原生态”的民间故事依据新兴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改[24]，他们在1819年出版的《格林童话》第二版的序言中就写道：“在新的这一版中，凡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字句，我们一律审慎地删除。”[25]删改后的《格林童话》成为了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正典，而《格林童话》惯用的那种以“很久、很久以前”开篇而以“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结的叙事套路更是成为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叙述范式。
经过改装的“童话”成为了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替代和起源缺乏的“儿童文学”的补充，它是“成人”在场而“儿童”缺席的一种现代性设计。
三．淹没建制：面向“童年之死”的“后童话”
无论“儿童”如何受到“特殊”地看待和热情地歌颂，它在现代性设计中始终是作为“成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他者而被建构的。明确“成人”与“儿童”、“成年”与“童年”的界限成为“成人”把握自身主体性的要务。“成人”与“儿童”最初区别特征的显现是建立在复杂而抽象的新符号环境所造成的“知识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成人”要明确与“儿童”的“二元对立”就必须创造新的知识差距、文化差距。无论“儿童本位”观念和浪漫主义思潮如何强调“儿童”的内在质素，它们主要还是从“儿童不是什么”与“儿童不能做什么”的观点来定义他们，“儿童”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被定义为一个“排除性”的问题的。“儿童”不是“成人”，因此他们就不允许去接触那些被规定为专属于“成人”的事情，那些“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或控制的事情。卢梭在《爱弥儿》的开篇就强调必须“趁早给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一道围墙”[26]。“成人”在把“儿童”驱逐出“成人世界”的时候有意制造了一些“只属于成人的文化秘密”，“成人”将按计划（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依据“自然的进程”）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将这些“秘密”加以告知，而了解这些也往往被视作一个人经过了“童年”阶段终于“成年”的标志。发现差异—对立思维—制造差异—证实发现，这成为“儿童”的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一种循环，从而导致“差异”的放大与混淆，使“儿童”的“特殊”本质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不证自明”的“常识”。
掌握“差异文化”建构权的“成年人”出于自我认同的需求与焦虑，也出于对自身经历的在自恋情结作用下的理想化想象，有意无意地在现代性设计中倾向于将“童年”喻作“伊甸园”般的特殊时空，将“儿童文学”/“童话”作为描绘、再现“伊甸园”的具有特殊规范的艺术形式。于是，在理论设想中是为“特殊”的“儿童”而创作，实则无可避免地投射着始终“在场”的主体“成年人”的欲望和焦虑的“特殊”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就如曹文轩所言，成了“一个限定性很强的概念”。“它虽然并未做过非常量化的规定，但，在口口相传、笔笔相传之后，已达成一个没有文字的共识。当提到‘儿童文学’这四个字时，我们马上就会进入一种特殊的语境，就会感受到在冥冥之中有一个关于语言、关于主题、关于如何处理生活真实的指导性的体系就在那里。”“儿童文学实际上在不得不做隐瞒的事情。”“儿童文学是块净土”——这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儿童文学理论家经常自豪地宣称的，“这个结论包含了两层意思：儿童文学没有乌七八糟的文字；儿童文学表现的一切也是干干净净的。”[27]
而死亡是这片“净土”要严加隐瞒的“禁忌”。“与那些关系到排泄、乱伦、经血和猥亵的禁忌一样，涉及尸体和谋杀的禁忌从未缺乏普遍的关注。”[28]虽然纵观人类文学艺术史，与腐败、过度浪费、违法等现代性语境中的否定性意象和范畴相关联，同时又是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产生的存在前提的死亡，是“永恒的主题”之一，但对于儿童文学本质论者而言，这“只是就成人文学与成人艺术而言”的，因为“对于儿童来说”，“死”，“毕竟同他们的生活与心理有很大的距离”。[29]例如，“儿童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作者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就认为“死”这样的题材，是不适合给“儿童”阅读的，因此他在为“儿童”选编的诗集的时候就将写到“死”的诗全都排除在外。[30]
然而，在当今社会，作为这种“排除”活动的基础的“儿童－成年人”、“童年－成年”的现代性的合理性秩序正失去控制而趋于崩溃。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现代性的一大动力之源是其“反思性”，在根本上表现为“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它构成现代性的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本质因素。换言之，现代性之所以具有今天的状况，是人类对社会理解的产物；人类按照自己的预期与构想，造就了今天的现代性社会。“儿童”就是现代性所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知识”，而“童年”是人们将这种知识（概念、理论、发现）“嵌入”到社会中去所建构出的社会系统。然而，由于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所导致的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并不遵循命定的进程，以及“所有活动”可能具有的“偶然性”的结果，现代性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我们现今所生活在的“晚期现代性”社会，就是一个充满错位的世界，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一个“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的世界。而“童年之死”[31]正是“现代性的风险”的一个景象。
“童年之死”是一种辩证的逆转运动，在“现代化”过程中持续强化的资本和科技的力量，到了现代性的晚期，开始腐蚀和消解它们自己先前产生的“儿童”与“成人”二元对立的符号模式。二十世纪下半叶，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体，在上一场由印刷技术主导的“传媒革命”中被建构起来的关于“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元叙事”，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瓦解、衰亡。
在《哈利波特》的文本中，对于哈利•波特的表哥达力•德思礼有过这样生动而具有讽刺性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新兴媒体对现代意义上的“儿童”与“童年”的占领与侵蚀：
他平生从未遇到过像今天这么糟糕的事情。他饿极了；五个他想看的电视节目也错过了；他还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一整天都没坐到电脑前炸外星人……[32]
他们正在看一台崭新的电视机，这是为欢迎达力回家过暑假而买给他的礼物，达力一直在大声抱怨，说起居室里的冰箱离电视机太远了。在夏季的大部分事件，达力都泡在厨房里，他那双贪婪的小眼镜盯着电视机的荧屏，一面不断地吃着东西，那五层下巴不断地颤动。[33]
那全面改造当代人类社会并严重瓦解关于“儿童”与“成人”的元叙事的新媒体，正是以引文中多次提到的“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
以图像为主导符号的电子媒体使原先“儿童”了解“成人秘密”的智能障碍荡然无存，摧毁了制造差异的那种“知识/信息等级制”，导致“成人秘密”在儿童面前变得一览无余。
以最具代表性的电视为例，电视是一个以图像为主要载体来传播信息的视觉媒体。印刷时代/“有童年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文字阅读，需要以掌握特殊的逻辑、修辞、排版、材料组织传统规则和建立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意识为前提；“儿童”与“成人”的现代界限通常被规定为18岁左右，这是因为现代知识普遍认为一个人到18岁时才能系统地习得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共同体和建基于此的交流方式。而对图像的接受几乎不需要学习。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天的儿童长到36个月时，就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有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电视广告上看到的产品。电视大大简化了“儿童”获取信息的方式，使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极为轻松简易。电视的这些特点加上电视的广泛普及和在当今文化产业中的强势地位使得电视成为儿童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而且，电视并不分离受众，电视的理念是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它的生产传播方式、内容表现形式都不具有排他性，它同时面向“成人”和“儿童”。此外，作为一种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跨国资本主义媒体，电视的经济学逻辑不但没有保留信息的倾向，而是驱动不断通过“暴露秘密”来制造“噱头”和“看点”。
电子媒体和它所引发的社会变动使“儿童”与“成人”原先存在显著差异的信息获得渠道、日常感官经验、生活娱乐方式以至审美趣味日趋同质化，极大地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界限，“儿童”、“童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存在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与瓦解 。
对于长久以来被“成人”以“保护”的名义施行隐瞒的“儿童”来说，电子媒体打开了通往“成人”的“后台”的路径，使“儿童”能够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地出现在“成人”的生活场景中，成人不再能够“保守秘密”了，通过电子媒体，“儿童”轻而易举地观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暴力、性爱、焦灼、伪善、铜臭、贫穷与饥饿、虐待与杀戮、战争与毁灭……当“儿童”们品尝到原先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触碰”招牌的“成人”树上那些新鲜的果实，他们也就失去“成人”恩赐给他们的“伊甸园”了。
“失乐园”之后的“后童话”也就不再（可能）是“净土”。在一篇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著名帖子《离开童话十二秒》中，作者艾梅兰抒发了这样的阅读感受，引起了《哈利•波特》的接受者们的共鸣：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烂漫的童话里。这本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肮脏的地方，这本应该有一片天空海阔的自由。曾经梦幻的世界，却撕去了那一层五彩的薄纸，我们痛苦惊讶地看到，里面有狡诈，有阿谀奉承，有狡黠，有黑暗，有太多的无知，有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这让我们感到恐惧，感到梦想破碎的失落，现实的残酷……看到的仍旧是一样的现实，最终无处可逃。突然从五彩斑斓的美梦中醒来，我们痛得哇哇大叫……是不是如同下楼梯的时候踩空了一脚，自此堕入深深的失望？然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坠落过程后，不得不承认现实，摔在地上，心好像一块玻璃一样，咔啦咔啦的碎出了声音。不算不算，这样的童话不算数！[34]
“文学类型法则”与文本实际的错位导致被“儿童”、“成人”二元对立的“元叙事”所规训的阅读期待的落空，剧烈地撞击着读者的阅读体验 。然而，这样的“不算”“童话”的（后）童话，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为长期被“儿童文学”劫持的童话祛蔽，或者也可以说，是为幽灵化的本真童话招魂。
罗琳逃逸文学类型法则的写作使《哈利•波特》在“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的文学批评中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因此招致了巨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这种写作却是在提示（后）童话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一种具有疗治效应的可能性。
福柯对“神经症”的考察深刻地指出，“神经症”是对“儿童”和“成人”进行分割的结果，是受到隔离与保护的“童年”的产物：
向幼年期退化尽管表现在神经症上，这也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已。幼年式的行为对患者来说乃是一个逃避的场，这种行为的再现以及将此视为无法还原的病态，需要具备下列条件。首先，社会要在个人与过去和现在之间设置某种距离，使人们无法也不得跳过这种距离。其次，以文化来统摄过去时，只有意考强制的方法使过去归于消灭。我们的文化确实带有这样的特征。在18世纪，由卢梭和帕斯特罗奇（Pestallozzi）所设想，是遵循符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学原则，创造出适合儿童尺度的世界来。因此，容许在儿童的周围创造一个与大人的世界完全无关的非现实的抽象原始的环境，现代教育学以保护孩子不参与大人的矛盾纠葛这一无可非议的愿望为目的发展至今。这使得人类的儿童时代和成人时代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幼年时代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应该是最重要的纠葛，但是，按照上述做法为了使儿童躲避各种各样的纠葛，反而使他们有了遭受遇到这种大的纠葛的危险。进而言之，内在于文化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未能如实直接地反映在教育制度中，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神话这些矛盾成了被间接反映的东西。这样的神话免除了其文化的罪恶并使其正当化，而且在幻想的统一中将文化理想化了。再进而言之，一个社会是在教育学中梦想自己的黄金时代（我们只要看一看柏拉图、卢梭的教育学；涂尔干共和制，魏玛共和国的教育学之自然主义就可明白）。对上述情况略做思考就会明白，固执或退返于幼年期这种现象只有在某种文化中才有可能发生。另外，我们也会明白：在清算过去使过去同化于现在的经验不为现有的社会形态所允许的情况下，相应地会多发这种固执或退返幼年期的现象。退返所引起的神经症并不是在显示幼年时代具有神经症的性质，而是在告发有关幼年时代的诸种制度使人变得具有未开化性质的东西。这种神经症病态的背景是内在于一个社会的纠葛，是幼儿教育的形态与大人们的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社会在幼儿教育中暗中隐藏了自己的梦想，而在大人的生活中可以见到社会的现实和悲惨。[35]
福柯对“科学话语”的谱系学考察提示我们，并不是“童年”创伤产生了“神经症”，而是关于“儿童”、“成人”的现代性建制为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而“文学”这种被德里达称作“奇怪建制”的“建制”具有超越“建制”的可能性：
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订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36]
《哈利•波特》正是通过对禁令的逃脱、对界限的僭越戳穿了“儿童”、“成人”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法则”，从而具有了弥合现代人的精神分裂、疗治现代性“神经症”的可能性。
《哈利•波特》这套被其作者罗琳称作“主要是关于死亡”的“书籍”[37]，是在“童年消逝／死亡”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后童话”，这是历史的给予，也是写作主体的自觉。这部被文学批评家根据“文学类型”的“法则”普遍归类为“童话”的作品，却并不隐瞒“儿童文学”的“法”所禁忌的“死亡”母题，它对“死亡”的书写相对于“儿童文学史”/“童话史”上的“经典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根据罗琳自己的说法，“死亡”就是这七本书的“主题”。而当家长们就这样的主题是否适合儿童读物质问罗琳时，罗琳的回答是，她一直是按照自己最初的设想来进行写作的，而不在乎儿童是否阅读它，“它们是包含着痛苦和悲伤的死亡的探讨善恶的故事”，而她的创作目的在于按照她所见到的来“书写这些严酷的真实，而不是让任何人的孩子有被保护的感觉。”[38]
而现代社会的关键词“技术”与被罗琳称为全书“主题”的“死亡”的关节，正是她撬动壁垒森严的“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的现代性建制，打开书写“严酷的真实”、“探讨善恶”的深层空间的“阿基米德支点”。
四．魔法：对技术的反叛，还是对技术的仿真？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曾引用儿童文学批评家王泉根的评介，作为《哈利•波特》在图书出版行业和文学批评界被归类为“童话”的例证。王泉根的这篇刊载于《中国图书评论》“少儿书谭”板块的文章，对《哈利•波特》这部创造了“网络时代的阅读神话”的文本进行了“作为儿童文学的《哈利•波特》”和“作为巫术思维和后现代的《哈利•波特》”的“双重解读”，可以说代表了当前文学批评界对《哈利•波特》较为正面而全面的主流解读方式。
但笔者认为，王泉根关于《哈利•波特》“坚守‘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的判断并不成立，这在本文的前三部分已经进行了论述；而在阐释《哈利•波特》中“死亡”与“技术”的关节之前，有必要先就王泉根援引文学人类学家叶舒宪的观点对《哈利•波特》所做出的“第二重解读”进行批判性的辨析。
叶舒宪认为，《哈利•波特》这部书“只有还原到反叛现代性的激进民间运动的脉络里，才有可能获得透彻的理论把握”[39]，《哈利•波特》反映了凯尔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是“新时代”文化寻根风潮推动的结果。按照叶舒宪的说法，“所谓‘新时代’，指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基督教时代的来临，是一个与追求物质繁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背反的、叛逆基督教价值观并且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时代，也是一个让精神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重要标志就是非基督教文化，即东方宗教、原始宗教和民间传统的全面复兴。与此相关的还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建构，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大联合等。”因此，《哈利•波特》的轰动“不只是文学艺术的成功，而且是一个标志新世纪文化冲突与文化走向的重要信号”[40]，“她以其独特的来自民间和非学院派的思维－感知方式来挑战麻瓜们的现代性，反叛为技术理性所主宰的现代生存样式”[41]。
叶舒宪对“《哈利•波特》现象”做背景式的发掘，他的“文化阐释”试图以一定的视角“使人们能够透过媒体炒作的重重雾障，对这种后现代文学现象背后的价值冲突与文化趋向有敏锐的洞察”[42]。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的“洞察”其实是一种误读。叶舒宪认为，“在《哈利•波特》中，异教女神与基督教上帝的对立大致影射为两个不同的世界……魔法世界与麻瓜世界的对立……来自民间的女作者用她的另类思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异常生动的反讽性图景，那就是‘麻瓜们’的现代性……在罗琳笔下，巫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鲜明地表现为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43]；“一个从碗橱中的灰暗命运中逃身的男孩，以他的冒险历程来证明两个不同世界的价值高下，表达对基督教与现代性所代表的现实世界的厌弃，和对神秘的原始思维的世界的向往。”[44]笔者认为，叶舒宪的解读是主题先行的，是脱离文本实际的。
叶舒宪的文化阐释应该是以诺斯洛普•弗莱的理论为其立论基础的。弗莱认为，文学中有一种“非经移位的神话，通常涉及神祗或魔鬼，并呈现为两相对立的完全用隐喻表现同一性的世界，人们向往其中之一，厌恶另一个。”[45]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与他们期望生活于其中的另一世界之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渐渐在神话中形成一种对立观点，将现实分成两个截然相反的境界——天堂与地狱。而“传奇的倾向”和“‘现实主义’倾向”是神话的“移位”，“神话”中“天堂与地狱”的“对立”是文学作品中那些“双重世界”的“原型”。
运用弗莱的术语，现代性的“儿童文学”／“童话”所构建的“伊甸园”般的“净土”，可以说是“天堂”原型在“‘成人’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的移位。但《哈利•波特》中的“魔法世界”决不是与“麻瓜世界”／现实世界形成“美与丑”、“善与恶”的“鲜明”的“截然相反”的“二元对立”的“天堂”。“魔法世界”里充斥着“肮脏”的“现实”，任何一位被历史给予现代性的“儿童文学”观的、认真地阅读《哈利•波特》的读者都会产生艾梅兰所说的那种“看到的仍旧是一样的现实，最终无处可逃”的梦醒、疼痛、心碎、落差的阅读感受。“魔法世界”并不比“麻瓜世界”更“美”、更“善”、“价值”更“高”，文本所呈现的最极致的“恶”——伏地魔——正是存在于“魔法世界”当中。
J.R.R.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曾提出一种与“对立世界论”类似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概念。托尔金认为，“第一世界”（the Primary World）是神创造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人们不满足第一世界的束缚，利用神给予的一种他称之为“准创造”的权力，用“幻想”去创造“第二世界”。
但，罗琳的“魔法世界”与托尔金在他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所虚构的完整自足的“第二世界”／“中土世界”（Middle Earth）也并不相同。托尔金的“中土”与“第一世界”处于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它有着自我起源的与“第一世界”截然分殊的历史、地理、文明，生存在“中土”时空中的物种甚至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成体系的在“第一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语言，在《指环王》的文本中，只有“第二世界”在场，而“第一世界”始终缺席。而罗琳的“魔法世界”则与“第一世界”处在同一个时空维度，并没有隔离的界线，破釜酒吧、格里莫广场、圣芒戈魔法伤病医院这些地点就在伦敦街头，只是有的人“能看见”，有的人“好像”“看不见”罢了；在《哈利•波特》的文本中，所有人，无论是“巫师”还是“麻瓜”，都是混居在同一的开放的时空的，只是有些生命被另一些生命“忽视”乃至“无视”罢了。加拿大学者萨瑞克（Julia Saric）曾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与《指环王》的“中土世界”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罗琳的幻想形式与托尔金创造“纯虚拟世界”（Alternative World)不同，是一种“归化式幻想”(Domesticated Fantasy)，即“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奇幻化”[46]。而美国学者巴菲尔德(Steven Barfield)则将《哈利•波特》与托尔金、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和杰克逊(Rosemary Jackson)三派奇幻理论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哈利•波特》不同于其中任何一派，并将《哈利•波特》的奇幻形式命名为“讽刺性奇幻”(Satirical Fantasy)，即作品“以戏拟的形式指向现实世界的缺陷”[47]。笔者认为，他们对《哈利•波特》突破以托尔金为代表的经典奇幻范式的论述是比较有见地的。
让•波德里亚对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下过这样的判断：“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48]他认为，“消费”是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消费逻辑”表现为一种“符号操作”，高新传媒技术系统对符号的操作造就了一个超现实的、“仿真”的符号世界。这是一个“模拟的时代”，其突出标志是“所有指涉物的消失”以及它们“在符号体系中被人为地复活”[49]，“模拟”生产出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这是一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精心雕琢出的“真实”，是用“真实”的符号来替代“真实”本身。“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主义的”，今天，“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今天，“真实和想象混淆在相同的操作全体性中，到处都有美学的魅力。”“一种无意的戏拟，一种策略性仿真，一种不可判定的游戏笼罩着一切事物，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美学的快乐，即阅读和游戏规则的快乐本身。”[50]笔者认为，波德里亚激进的论述虽有理论暴力的嫌疑，但他的“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理论确实能够有力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审美机制；而使读者产生“罗琳女士世界里的细节越古怪，就越接近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些熟悉得像稀粥一样的东西”[51]这样吊诡的阅读体验的《哈利•波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生产了一个混淆界线的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的“魔法－现实”意象场所，才会在消费社会的文化市场如鱼得水并引发席卷全球的狂热。
而在《哈利•波特》的符号体系中被罗琳“人为地复活”的“魔法”/“巫术”，也就难以如叶舒宪所设想的那样通向“反叛为技术理性所主宰的现代生存样式”的“神秘的原始思维的世界”；在这里，“魔法”的原始所指已经被掏空，但它又不全然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笔者认为，《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是一种拥有“技术－巫术”的“雅努斯双面”的符号，在《哈利•波特》的文本中，魔法/巫术与技术几乎是同构的，二者几乎有着“相同的操作全体性”。
使用“魔杖”施放“咒语”是《哈利•波特》中最主要的魔法，运用咒语来达到主体的目的的信念，就是假定了一个二分的即有主客体之分、内外部之分、能指与所指之分的世界，这是一种“语言实体论”，一种主体性的神话，它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声音中心主义”。正因此，魔法/巫术一直在欧洲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正如罗宾•布里吉斯所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或场所，没有一个有判断力的历史学家能够否认人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信巫术通过语言或思想的内部世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52]也正基于此，异教女神和基督教上帝并不是如叶舒宪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截然对立，那只是权力与知识的共谋所产生的可疑的话语，魔法/巫术与宗教在文明史上一直是纠缠不清的，虽然尊崇那位曾被法利赛人呼为“恶魔”的耶稣的正统基督教极力否认、排斥、打压、埋葬它与所谓的“异教”魔法/巫术的千丝万缕；正如弗雷泽在《金枝：关于巫术与宗教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在人类操控大自然的各种方法之中，巫术占据着首要地位，巫术之后才有宗教，人类构建其巫术、宗教和神学体系时，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规律和可靠的科学方法；正像帕克夫妇在《魔法的力量》中所说的：“瑜伽密教的信徒说，是圣母唱出了宇宙的和谐之曲。而基督教的《圣经》则说，上帝创造了宇宙的同时也就创造了声音——他说了一句话（‘要有光’），这也许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咒语。”[53]
而通过所谓的“驱魔”和“祛魅”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经由一个殊途而同归的进向利用技术来实现并替换魔法/巫术的语言本体论和主体性神话，现代理性主义的根源在于声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技术的原动力乃是人类主体性扩张的欲望，一种追求功效以餍足主体的欲望，一种企图控制世界以实现主体目的的欲望；技术使人类通过算计和暴力施行对自然的征服，并在这种征服中进一步确立自我的主体性，确立自我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准绳的主体地位。现代科技的发展乃是“魔法技术化”的过程，是技术替补巫术的过程[54]。而如果通过《星球大战》、《黑客帝国》这样的在全球化消费社会中最具传播效应的电影文本来接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这个“不可总体化的总体性”，我们就能够发现身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对“技术魔法化”的体验、想象、迷恋与焦虑。当生活与艺术想象的界限被消费逻辑的符号操作抹平，日新月异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对人的身体感官和认知方式的操纵投射在文本中也就是技术与魔法的混淆，这是被“异化”的魔法和被“魔化”的“技术”的融合。在当代社会的超级现实主义中被“人为地复活”的巫术，不可能回归它的起源，而只能是在历史性的延异中被作为技术的仿真与替补。
在《哈利•波特》这部超级现实主义的文本中，罗琳对与现实世界处于同一时空维度的魔法世界的想象与设计，是对现代性技术的戏拟与仿真，为当代大众生产出了一种幻境式自我相似的超真实。
魔法世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对现代性社会体制的仿真。例如，最高权力机关“魔法部”是一个标准的官僚制科层制行政管理机构。魔法部依照规范的法律来运行，书中曾提到过的法律包括“对未成年人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反狼人法”、“教育令”、“禁止动物培养试验令”、“禁止贸易物品法”、“国际魔法师联合会保密法”、“魔法部批准的课程标准”、“魔杖条例”、“威森加摩权利宪章”等。魔法部有着专业分工明确的设置完备的科层化组织体系，魔法部内部的专业化组织包括“魔法法律执行司”、“魔法事故和灾害司”、“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国际魔法合作司”、“魔法交通司”、“魔法体育运动司”、“神秘事务司”七大部门和“麻瓜联络处”、“错误信息办公室”两个直隶的涉及与麻瓜沟通联络工作的部门；魔法法律执行司的下属机构有“禁止滥用魔法司”、“傲罗指挥部”、“威森加摩管理机构”、“禁止滥用魔法物品司”，魔法法律执行司同时还管辖“魔法法律执行警察部队”、“魔法法律执行侦查队”；魔法事故和灾害司的下属机构有“逆转偶发事件小组”、“记忆注销指挥部”、“麻瓜问题调解委员会”；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下属机构有“异类办公室”、“野兽办公室”、“幽灵办公室”、“妖精联络处”、“害虫咨询处”；国际魔法合作司的下属机构有“国际魔法贸易标准协会”、“国际魔法法律办公室”、“国际魔法师联合会英国席”；魔法交通司的下属机构有“飞路网管理局”、“飞天扫帚管理控制局”、“门钥匙办公室”和“幻影显形测试中心”；魔法体育运动司的下属机构有“英国和爱尔兰魁地奇联盟指挥部”、“官方高布石俱乐部”、“滑稽产品专利办公室”；学术研究机构神秘事务司下属有十二个研究单位，包括“大脑厅”、“死亡厅”、“时间厅”、“行星厅”、“预言大厅”等；魔法部还有专门负责保养维修工作的外部组织——“魔法维修保养处”。魔法部的入口和电梯笼罩着“一个女人冷漠的声音”，“它响亮而清晰，放佛一个看不见的女人就站在他们身边”[55]；监控整个魔法界的魔法部，就是一台像这个无在而无不在的声音一样“冷漠”的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一个严密的现代性权能机构。
此外，联合全世界各国魔法部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巫师联合会”，职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魔法部的、依照严肃的合理性程序进行审判的最高法庭——“威森加摩”，酷似座落于美国圣弗兰西斯科湾的那所被称为绝对无法逃脱的“阿尔卡特拉兹”（Alcatraz）监狱的巫师监狱——“阿兹卡班”（Azkaban），运用簿记方式进行理性化管理的、只有算术占卜课结业的人才有资格就职的巫师银行——“古灵阁”，共有“器物事故科”、“生物伤害科”、“奇异病菌感染科”、“药剂与植物中毒科”、“魔咒伤害科”、“茶室和商店”等六层的实行科层制管理的“圣芒戈魔法伤病医院”，集聚着“蜂蜜公爵糖果店”、“德维斯-班斯”、“三把扫帚酒吧”、“佐科笑话店”、“猪头酒吧”、“帕笛芙夫人的茶馆”、“风雅牌巫师服装店”、“文人居羽毛笔店”等众多消费场所的商业街——“霍格莫德中央大道”，汇集着“奥利凡德魔杖店”、“弗洛林冷饮店”、“丽痕书店”、“摩金夫人长袍专卖店”、“破釜酒吧”、“韦斯莱魔法笑料商店”、“咿啦猫头鹰商店”、“神奇动物园巫师宠物店”、“魁地奇精品专卖店”、“恐怖之旅旅游公司”、“脱凡成衣店”、“默默然图书公司”、“惠滋•哈德图书公司”等商业网点的商业街——“对角巷”，以追求销售量为目的生产新闻而又屈服于魔法部的压力的具有操纵社会舆论力量的《预言家日报》、《预言家晚报》、《星期日预言家报》、《巫师周刊》，面向特定读者群的购物杂志《今日变形术》、女性杂志《女巫周刊》、运动杂志《飞天扫帚大全》、奇闻杂志《唱唱反调》，以娱乐节目为主的巫师无线电广播，都是对现代社会的国际组织、法庭、监狱、医疗机构、商业设施、传媒网络的仿真。
而《哈利•波特》中的那些魔法产品，也多是对现代社会科技产品的戏仿。例如，“窥镜”对监视器和警报器的戏仿拼贴，“拼写检查羽毛笔”对可自动纠错的输入软件的戏仿，“速记羽毛笔”对输入软件的电子模版的戏仿，望月镜对电子望远镜的戏仿，“伸缩耳”对遥控窃听器的戏仿，“诚实探测器”对测谎仪的戏仿，“双向镜”对可视电话的戏仿，“魔杖测量仪”对安检传送带的戏仿，“正直探针”对安检棒的戏仿，“显真瀑布”对安检门的戏仿，“作业计划簿”对Google桌面工具的戏仿，“纸飞机”对手机短信的戏仿，“防咒斗篷”对防弹衣的戏仿，“吼叫信”对录音带的戏仿，“火弩箭的小模型”对电动玩具的戏仿，等等。而那项令魔法世界的巫师、《哈利•波特》的读者如痴如狂的“魁地奇”运动，更是对现代职业体育的超级拼贴。这项由两支球队各一名“守门员”、两名“击球手”、三名“追球手”、一名“找球手”共十四名球员同场竞技的运动，这项使用一个“鬼飞球”、两个“游走球”、一个“金色飞贼”共四个球在两端各设有三个十六米高的“球门”的配有“解说员”的“球场”上进行比赛的运动，这项球员们骑着由专业扫帚制造商生产的内置有“振动控制”等性能的诸如“光轮2000”、“光轮2001”、“横扫5星”、“横扫7星”、“彗星260”、“彗星290”、“火弩箭”等价格不菲、不断升级的名牌“飞天扫帚”在球场上飞行竞技的运动，这项以魔法体育运动司在1750年成立的时候制定的七条规则为基本规则进行的运动，这项有国际联盟、各国职业联盟、每年都进行职业联赛、每四年举行一届欧洲杯、每四年举行一届世界杯的在全世界普及的运动，是对足球、篮球、棒球、F1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风靡全球的高度职业化、商业化运作的运动的拼贴。
而那些植根于声音中心主义的魔法咒语，如造光咒“荧光闪烁”、开锁咒“阿拉霍洞开”、消音咒“闭目塞听”、点火咒“火焰熊熊”、昏迷咒“昏昏倒地”、清理咒“清理一新”、爆炸咒“轰轰爆炸”、修复咒“恢复如初”、防湿咒“防水防湿”、打包咒“收拾”、复制咒“双生双现”、强行撕裂咒“四分五裂”、毁坏建筑的“速速塌陷”、去痂咒“旋风扫净”、疗伤咒“愈合如初”、显形咒“原形立现”、分析药剂成分的“斯卡平现形咒”等等，绝大多数是技术目的的替补性实现手段。这些魔法咒语和现代性技术一样，是可以在诸如“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布斯巴顿魔法学校”、“德姆斯特朗专科学校”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现代性寄宿制学校中分阶段地分步骤地习得的祛魅的知识。
以文本集中描写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例，这是一所全日制七年学制的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学生入学时会经过“分院仪式”被分配到按学校的四位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格兰芬多”、“赫奇帕奇”、“拉文克劳”、“斯莱特林”，每个学院有一位院长，并设有男、女学生会主席各一名，此外还设有作为学生会主席助理的男、女“级长”各一名。学校制定有详细的校规，并设有四学院间的量化评比机制——学院杯，考评标准的制定与施行权掌握在校长、教授、学生会主席和级长的手里，他们在学年中会根据各学院学生对校规的遵守或违反、课堂表现、学业成绩、校内魁地奇联赛的比赛成绩、对学校的特殊贡献等方面的因素随时对各个学院的学院杯积分进行加分或扣分的处理，每学年期末根据最终积分评出该学年学院杯的一、二、三、四名。学生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除了会给自己所在的学院扣分之外，还有可能被加以关禁闭、抄写、打扫、入禁林、没收物品、禁赛、禁止周末去霍格莫德等方式的惩罚，详细的处分纪录保存在管理员费尔奇的办公室的档案柜中。这所学校有着齐全的设施——礼堂、四学院的男女生学生宿舍、四学院的学生公共休息室、教员休息室、图书馆、校医院、各门学科的专业化教室、校长办公室、各门学科的教授各自的办公室、占卜北塔、天文塔、温室、地下教室、普通学生浴室、级长浴室、提供邮政服务的“猫头鹰棚屋”、厨房、库房、扫帚柜、布告栏、魁地奇球场、操场。
这所学校有着系统完善的学科建制——必修科目“魔咒学”、“变形术”、“魔药学”、“草药学”、“黑魔法防御术”、“魔法史”、“天文学”、“飞行课”，选修科目——“占卜课”、“算术占卜课”、“保护神奇生物课”、“麻瓜研究”、“古代魔文研究”、“幻影显形课”等。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学生只学习基础必修科目，三年级到五年级将同时学习必修课和一定学分以上的选修课。每门课程都有规定性教科书，如“《标准咒语，初级》”、“《魔法史》”、“《魔法理论》”、“《初级变形指南》”、“《千种神奇草药及蕈类》”、“《魔法药剂与药水》”、“《怪兽及其场地》”、“《黑暗力量：自卫指南》”、“《标准咒语：二级》”、“《中极变形术》”、“《标准咒语，三级》”、“《拨开迷雾看未来》”、“《标准咒语，四级》”、“《标准咒语，第五级》”、“《魔法防御理论》”、“《解梦指南》”、《高级魔药制作》等等 。
年龄未满17岁的“未成年巫师”在这所封闭式的合理化/现代化管理的学校中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根据不同的年龄接受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而制定的教程安排，在“成年”教师的指导与监控之下分阶段分步骤地阅读专业教科书和参考书、学习各科目的魔法知识。七学年二十一学期，学生都要完成大量的作业、论文，参加多次考试。所有五年级的学生在五年级第三学期（夏季学期）的第一周将会有一次“就业咨询”——在院长办公室里和院长单独讨论就业和六、七年级的选课问题，并将领到堆积如山的介绍魔法职业的资料；该学期期末，学生们将接受对毕业后的求职就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的“普通巫师登记考试”（O.W.Ls），考试的时间、地点有统一的严格的规定限制，监考官由魔法部的巫师考试局派遣，考卷被施以最严格的“反作弊咒”，严禁携带任何诸如“自动答题羽毛笔”之类的作弊工具。学生将依据O.W.Ls的成绩及就业倾向和各学科的老师进行双向选择，决定第六学年、第七学年选修的进阶课程；在第七学年结束时，学生们将接受这些进阶课程“终极巫师等级考试”（N.E.W.Ts），O.W.Ls和N.E.W.Ts的成绩证书通常是巫师求职时招聘方最看重的方面之一。
这个规章严明、设施齐备、学科建制系统完善的魔法学校，是一个为按照合理性原则运转的职业制、核算制、科层制、官僚制的现代性社会制度机器培养具备专业魔法知识/技术知识、能够通过规范化的考试检验的分子的机构，正如魔法部高级副部长乌姆里奇所说，魔法界最高权力机关“魔法部认为”，魔法学校就是教授“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通过考试”的“理论知识”的机构，“学校的宗旨”是“让学生通过考试”[56]。
除了在学校里受到上述规训之外，“未成年巫师”还受到魔法部的以《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为中心的监控体系的限制。例如，哈利•波特曾因涉嫌违法而受到魔法部的审讯，魔法部对哈利的指控是“被告以前曾因类似指控受到魔法部书面警告，这次又在完全知道自己行为是违法的情况下，蓄意地、明知故犯地于8月2日晚九点二十三分，在一个麻瓜居住区，当着一个麻瓜的面，施用了一个呼神护卫咒，此行为违反了一八七五年颁布的《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第三段以及《国际魔法师联合会保密法》第十三条。”[57]
《哈利•波特》中使用魔法的“巫师”与利用科技的“麻瓜”，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可谓异曲同工，无怪乎《预言家日报》会把“枪”称作“一种金属魔杖，麻瓜们用来自相残杀”[58]；在《哈利•波特》中，魔法只是技术的仿真和替补，正如《霍格沃茨，一段校史》自我中心地把“电”、“计算机”、“雷达”称作“魔法替代品”（Substitute for magic）[59]。在这个混淆文学类型法则的、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的后童话文本中，罗琳的语言在界限混淆的“仿文”和“源文”的重叠与互文中激荡，在激起读者亲切而熟悉的记忆的同时也刷新着读者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不断生成歧义关联的“潘多拉魔盒”式的文本中，魔法无法回溯“神秘的原始思维的”起源，也无法期待它的自足的在场，其所指被抽空，叶舒宪所理想的反叛技术理性的符号反而成为了技术自由播撒的游戏场。
这个受到技术支配的“后童话”游戏创造的魔法世界，并不是现代“成人”为确证自我、寻求庇护、获取抚慰而构想的“净土”，不是与现代性世界二元对立的“神秘的原始思维的世界”，也不同于托尔金幻想的纯架空的“第二世界”，而是一个弥合、混淆界限的魔法异化/技术魔化的仿真世界；罗琳正是通过对这样的幻境式自我相似的超真实的精心雕琢来书写她在现代性世界中所体验到的“严酷的真实”，这个“包含着痛苦和悲伤的死亡的探讨善恶的故事”[60]是一部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寓言。
五．伏地魔：“征服死亡”与现代性的隐忧
《哈利•波特》中所谓的“魔法世界”是对现代性技术世界的仿真，而在这个现代性的魔法世界里，汤姆•马沃罗•里德尔是无与伦比的技术骄子。他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读时受到除邓布利多之外所有老师的激赏和宠爱，他“每门考试都是最优的成绩”[61]，他是男生学生会主席，他获得了魔法成就奖章、霍格沃茨特殊贡献奖等荣誉，邓布利多称他“大概可以说是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62]在毕业之后，他做了许多“实验”，“把魔法推进的前所未有的——”“强大”[63]程度。魔法学校校长、“当代最伟大的巫师”邓布利多也承认：“伏地魔拥有我永远也不会有的功力。”[64]“我知道伏地魔的魔法知识可能比现在任何活着的巫师都更为广博。”[65]
这位最强大的自我中心的弑父的巫师非常厌恶他的原名“汤姆•马沃罗•里德尔”（Tom Marvolo Riddled），他将原名的字母进行了重组，从而自我命名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Voldemort”是汤姆/罗琳依法语——罗琳读大学时的专业是“法语与古典文学”——自创的词，Vol-在法语中是“飞行、偷”的意思，-de-是相当of的前置语，-mort是“死亡”的意思，Voldemort直译就是“死亡的飞行”，结合文本也许可以引申为“死亡的飞地”或“飞离死亡”。伏地魔认为死亡是人类最应该感到耻辱的弱点，“没有比死更糟糕的”[66]，他进行实验、推进魔法的“目标”是“征服死亡”，他自诩为“在长生的路上比谁走得都远的人”[67]。如前所述，伏地魔恐怕是魔法世界历史上在技术层面最强大的巫师，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巫师曾把自己的灵魂分裂到两片之上”[68]，但他竟然能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制作了七个“反自然”的“魂器”，几乎实现了征服死亡的目标。
“推进”魔法/技术以“征服死亡”的信念，是现代主体性神话的极端化演绎。现代性张扬（理性的）“人”作为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及准绳的主体性，相信线形进步的神话，崇拜技术的力量；这种现代性精神，体现在生死观上，就是热恋生而厌恶、拒斥死，这种观念经过心理活动和实践行为的改装就投射为一种对死亡及“彼岸”的漠视和对今世享乐的全力追求。现代社会中，人们尽可能快地排除死亡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对死亡和哀悼有一种无意识的压抑禁忌；这种对死亡的理性主义压抑态度，使得现代人日益冷漠、麻木，进而造成了其扭曲的享受态度和偏激的绩效官能症。高度理性的现代人已经不把死亡视为生命意义的必然实现，而是将死亡理解为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一个复杂的化学——物理的程序；在这种机械论者看来，任何机器都可以通过不断修复而永远使用下去，同理，人的生命也可以无止境地延迟其界限，人之所以会死亡只是因为医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伏地魔通过“实验”的方式“推进”魔法/技术，以追求长生、实现不死，正是这种计划通过理性技术“驯服”死亡的现代性的极端化演绎。
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提出，现代性（至少）存在三种隐忧，其一是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其二是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它导致了技术的支配地位；其三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泰勒指出，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扩散是一个现代性的特点，现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使得个人主义者把他周围的人当成纯粹工具性的存在者。伏地魔正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结合体，他为了实现长生不死和获取最高权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施行杀戮，将他人的生命完全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泰勒指出，技术统治、官僚统治的现代政治体制，会导致（“温和的”）专制集权和自由的丧失；并且，它诱导人们以工具主义的视角看待社会共同体，赋予工具主义理性极大的社会影响力。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魔法世界的最高权力机关魔法部是一个技术统治、官僚统治的现代性权能机构，这个现代性统治机器推行的正是一种温和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专制不仅施行于统治阶级的巫师（如和魔法部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高贵的”马尔福家族）对被统治阶级的巫师（如四处碰壁的贫穷的韦斯莱家）的统治，还施行于巫师/人类对“动物”的统治。魔法部大厅中央的“魔法兄弟喷泉”（Fountain of Magical Brethren）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
一个圆形的水潭中间竖立着一组纯金雕像，比真人还大。其中最高的是一个风度高贵的男巫，高举着魔杖，直指天空。围在他周围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巫、一个马人、一个妖精和一个家养小精灵。马人、妖精和家养小精灵都无限崇拜地抬头望着那两个巫师。[69]
这尊雕塑的构图方式彰显着等级鲜明的男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掌握技术霸权（高举魔杖）的“男巫”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想象，它美化了巫师/“人”——根据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年级新生的必备课本《神奇动物在哪里》的记载，1811年，魔法部统一了魔法界对“人”的定义：“人就是任何一种有足够智力去理解魔法社会的法律、并承担在规定这些法律的过程中肩负的部分责任的生物。”[70]这完全是现代性的合理化、法制化的对“人”的定义。——对“神奇动物” 的等级压迫，也屏蔽了“有足够智力去理解魔法世界的法律”、但并不愿“承担在指定这些法律的过程中肩负的部分责任”的会使用魔法的马人、妖精等“神奇动物”对巫师强权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哈利•波特》中有过多次表现。邓布利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魔法兄弟喷泉”的虚伪性：“……那个喷泉说了一个谎。我们这些巫师长期以来虐待、谩骂我们的伙伴……”[71]
到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七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伏地魔通过“几乎无声无息”的“很平稳”的“政变”[72]掌握了魔法部的最高权力，现代性的三种隐忧——极端片面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现代专制政治完成了“三位一体”的合谋，魔法部大厅中央的雕塑也被替换：
原来中央是一个金色的喷泉……而现在，一座巨大的黑色石像占据了中心位置，怪可怕的。这样一座巨型石像，一个女巫和一个男巫坐在雕刻华美的宝座上，俯视着从壁炉里滚出来的魔法部工作人员。石像底部刻着几个一英尺高的大字：魔法即强权。
……哈利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刚才以为雕刻华美的宝座，实际上是一堆石雕的人体，成百上千赤裸的人体：男人、女人和孩子，相貌都比较呆傻丑陋，肢体扭曲着挤压在一起，支撑着那两个俊美的、穿袍子的巫师。
“麻瓜。”赫敏轻轻地说…… [73]
现代性隐忧的三位一体使现代专制激化为极权主义，伏地魔掌权的魔法部是一个依靠强大的技术手段/魔法施行“黑色恐怖”的法西斯政权。伏地魔-魔法部是现代性的激烈演进，它带来了严酷的集体死亡的事件——对“麻瓜出身”的巫师的大屠杀。
罗琳曾描述，她在她的想象中“追随着”（following）哈利，近似于在“做研究”（doing reserch）而不是在“发明”（inventing）。[74]在这个意义上，罗琳对伏地魔-魔法部施行的屠杀的书写可以视作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检验。
齐格蒙•鲍曼在他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发人深省地指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乃至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惨绝人寰的野蛮，看似荒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机制同“群际敌对”（inter-group antagonisms）的传统混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的爆炸性反应。集体屠杀并不是一个现代发明，人类历史充满着团体的、宗派的敌意，如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源远流长的“群际敌对”传统；这种“群际敌对”在前现代时期也会导致屠杀，如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的屠杀，如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时期非魔法界人士/“麻瓜”对女巫的屠杀，哈利•波特就曾就此写过一篇题为《十四世纪焚烧女巫的做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讨论稿》的论文。但这并不能否定“大屠杀”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大屠杀是又一个屠杀/集体死亡的事件，但它有着与过去任何屠杀都不同的特征，具有一种明显的现代气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伏地魔-魔法部对“泥巴种”的大屠杀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而种族主义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75]
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惟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提这样一种理论，以便在新的、跨越界限比以前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76] 正如纳粹党在前现代的地域性的自然性的种族隔离被现代性的跨地界交流及设想平等的法律抹平的情况下，将德国人区分为“优等种族”“雅利安人”与“劣等种族”“犹太人”（及“吉普赛人”等一切“非雅利安人”）；魔法界的“纯血统主义者”在“现在大部分巫师都是混血”[77]的情况下将人类区分为具备“魔法能力”的“巫师”和不具有“魔法能力”的“麻瓜”两个“种族”，激进者“四处活动，要把麻瓜划归为‘动物’”[78]，而非“人类”，“试图强行通过一条魔法部的法令，使捕杀麻瓜的行为合法化”[79]；纯血统主义者还对巫师进行了“纯血统”、“混血”、“麻瓜出身”的硬性的人为区分，他们将“麻瓜出身”的人称为“泥巴种”（Mudblood），将流淌着麻瓜血液的“混血”巫师称作“肮脏的杂种”（当然，他们绝不会/不敢这样称呼他们的领袖——父亲是麻瓜、母亲是巫师的汤姆•马沃罗•里德尔。），将不歧视“麻瓜出身”或“混血”的纯血统巫师称作“玷污血统的败类”，这些纯血统主义者傲慢地自称为“高贵的”“纯血统”，“认为伏地魔的主张是正确的”，“都赞成维护巫师血统的纯正，摆脱麻瓜出身的人，让纯血统的人掌握大权。”[80]
在种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对“混合繁殖”的仇恨扮演了焦点角色，混血儿推动了“领域的重叠”，“如果主导性分类想要保持其权威性就必须对这些领域进行小心防护并保持分离”[81]；“混血”是魔法界最敏感的话题，正如人们早已忘却“伏地魔”的原名“汤姆”也不能直呼“伏地魔”而只能/只敢称他为“黑魔王”或“神秘人”（You-Know-Who/ He-Who-Must-Not-Be-Named），“伏地魔”的“混血”身份也是必须被屏蔽、遗忘的不可提及的禁忌/秘密；对于“混血种族”的歧视是魔法部主导的魔法界主流话语，渗透在魔法界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直接导致半巨人、狼人、马人等所谓的“半人半兽”（Part-Humans）在魔法界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偏见、排挤与迫害。
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种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实践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和国家权力的现代形式的进展，是不可想象的”。[82]现代文明在种族屠杀的发生和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就像按现代——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方式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超过了全部它所谓的前现代等价事件并使它们黯然失色。”[83]
伏地魔-魔法部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拥有高效率的实践机器，哈利在潜入伏地魔掌控的魔法部时曾看到这样的景象：
……过道通入一块宽敞的区域，一打男女巫师坐在一排排小桌子前，那些桌子与课桌相似，只是光滑得多，没有乱涂的痕迹。哈利不由得停下来观看，因为这景象有催眠的效果。那些巫师动作一致地挥舞和转动着魔杖，许多方形彩纸像粉红色的小风筝一样飘在空中。几秒钟后，哈利意识到自己在观看小册子的制作过程，那些方纸是一页页内容，聚拢折叠，用魔法订牢之后，整齐地摞在每个巫师身边。
哈利轻手轻脚地走近，其实，那些巫师工作那么专心，他怀疑他们并不会注意到他因地毯而减弱的脚步声……粉红色的封面上印着醒目的金字标题：
泥巴种
对祥和的纯血统社会的威胁
下面画着一朵红玫瑰被一根长着毒牙、一副凶相的绿草紧紧勒住，花瓣中央是一张傻笑的面孔。……[84]
在纯血统主义者自恋的艺术想象中，纯血统巫师是高贵的美丽的“红玫瑰”（虽然哈利觉得他们的面孔是“傻笑的”），而“麻瓜出身”的“泥巴种”是威胁社会“祥和”的应该被清除的“毒草”，这样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一种“整齐”、“一致”的流水线式的机械化的官僚体制和技术系统进行运作，这种非人格化的组织机器及其制造的集体舞式的奇观具有一种“催眠”的效果，生产着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正如鲍曼所说，“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85]。
伏地魔-魔法部对“泥巴种”的种族主义屠杀是一项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社会工程。首先，魔法部的官方学术科研机构“神秘事务司”通过魔法界社会覆盖面最广的权威媒体——《预言家日报》发布了它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显示，魔法只能通过巫师的生育遗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验证确凿的巫师血统，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就可能是通过盗窃或暴力而获取魔法能力的。”[86]这种“科学种族主义”事实上只是人为的假定，“麻瓜出身”的赫敏•格兰杰、莉莉•伊万斯、泰德•唐克斯、贾斯廷•芬列里、克里维兄弟……她/他们何曾盗窃、如何盗窃“魔法能力”？然而，这种假定的“知识”却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具有“真理性”、“合法性”的“话语”。
以科学话语为理论基础，以建构新的、更好的秩序为实践目标，“魔法部”名正言顺地“对所谓‘麻瓜出身’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拥有魔法秘密的……魔法部决心根除这些盗用魔法能力者，为此邀请每一位所谓麻瓜出身的人到新任命的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面谈。”[87]这是一种诱使受害者合作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程序。通过《预言家日报》、《巫师周刊》、巫师无线电广播、宣传册《泥巴种：对祥和的纯血统社会的威胁》等媒体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建立起的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伏地魔-魔法部对魔法界的巫师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宣传、训导和动员；通过魔法部、魔法法律执行警察部队、魔法法律执行侦查部队、傲罗部队、威森加摩法庭、摄魂怪、阿兹卡班监狱等机关构成的有权进入魔法学校、进入每家每户对每个“有足够智力去理解魔法社会的法律、并承担在规定这些法律的过程中肩负的部分责任”的“人”进行“调查”的权力-暴力体系，伏地魔-魔法部“把所有的巫师从小就置于他的监视之下”[88]；在这几乎无所不在的知识-权力网络的宰制下，“麻瓜出身”的人基本上只有到魔法部进行“登记”或逃亡两种选择。所谓的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笼罩着“寒气”和“绝望”的“恐怖”的“审讯法庭”[89]，在这里，“你必须证明你至少有一位巫师血统的近亲，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非法获得魔法能力的，就要受到惩罚”[90]，而所谓的“惩罚”就是——死亡；而逃亡者将遭到通缉与捕杀，也很难逃脱被害死的命运。为“玫瑰”清除“毒草”的“浪漫”的构想，在掌控着公共资源的伏地魔-魔法部政权有计划地施行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程序操作下，转化为现实。
在现代性技术的支配下，“征服死亡”和“给予死亡”在“死亡的飞行”/“伏地魔”身上构成了对立统一，导致了“集体死亡”的灾难，这种灾难是《哈利•波特》这部现代性寓言对现代性的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检验。
六．哈利•波特：“向死而在”与童话的弥赛亚性
《哈利•波特》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痛苦而悲伤的死亡”的故事。文本中点名道姓地叙述的非自然死亡事件（因暴力干预而发生的死亡事件）有六十多起。无怪乎香港万国儿童布道团教育部儿童行为教育主任谭孙德棻博士会发出“（《哈利•波特》）把复仇、死亡表达的十分逼真……看完觉得毛骨悚然”[91]的感慨。
这位就职于“万国儿童布道团”的先生还宣称《哈利•波特》“不适合基督徒”，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判断，事实上，全世界有许多基督徒主张禁止《哈利•波特》，他们担心“邪恶”的巫术和异教会随着正面描写巫师的《哈利•波特》的流行而兴盛。
这些基督徒主要是看到《哈利•波特》似乎在描写“异教”、“巫术”的表象而提出反对的，他们的观点与叶舒宪先生的文化阐释相通，是主题先行的脱离文本实际的误读；正如笔者在上文中论述的，《哈利•波特》中的所谓“巫术”是对现代技术的仿真，那个“魔法世界”根本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教世界，一个现代性世界。罗琳自己也公开发表过声明，表示她并不相信“巫术”（witchcraft）或“魔法”（magic），并不是所谓的“新异教”（WICCA）的信徒而是信仰“上帝”（God）[92]。
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正是基督教世界的两大传统节日“圣诞节”和“复活节”。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个学年有三个学期，三个学期之间的假期分别是“圣诞节假期”、“复活节假期”和“暑假”。魔法世界的家庭都有欢度圣诞节的传统，巫师之间会互相赠送圣诞礼物，完全是一幅世俗化的基督教家庭的图景。
而《哈利•波特》的宗教性的最根本的体现在于对“救世主”原型的激活。
关于“救世主”原型，荣格曾分析道：
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潜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变化，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会被重新唤醒，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一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这类原型意象举不胜举，然而除非由于普遍观念的动摇，它们绝不可能被召唤出来，显现在人们的梦和艺术作品中，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他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先知者们的幻觉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93]
在一定意义上，哈利•波特的形象正是在现代性的技术极权显现出片面性的时候，在艺术幻梦中被激活的“救世主”原型。如果说，伏地魔形象是现代性的末世感的投射；那么，被受到伏地魔威权压迫的巫师们称作“救世之星”（The Chosen One）的哈利•波特，则象征着给末世带来救赎的“弥赛亚”（Messiah）。
必须指出的是，弥赛亚原型在现代语境下的被激活不可能是对其原初意义的复现，而只能是幽灵化的弥赛亚在末世图景中的一次显灵。哈利•波特的形象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书写，也被历史给予了特定的文化烙印。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惨剧使现代人对于理性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战后，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展开了严肃的审视与反思，而在战后西方风起云涌的种种思潮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是在世俗实践层面影响最大的一脉。在“漫长的六十年代”，西方掀起了反叛既有体制的左派学生激进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关于自由与选择的论述的启迪与激励。虽然左派学生激进运动随着法国的“五月事件”而终结，但在欧美的学院里，左派的激进思想还是一直在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校园中始终流行着“PC运动”（Political Correctness）。青年时代的J.K.罗琳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激进分子，她最大的偶像是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她在毕业后加入了“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位于伦敦的组织总部的研究部门从事文书工作。
受到左派思想深刻影响的罗琳，她书写的哈利•波特，是一次带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文化烙印的弥赛亚显灵。
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善人或恶人、英雄或懦夫并不是天生的，而在于“自我选择”。“人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选择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之中”的限制，因此一旦做出抉择，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既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的人负责。人，“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存在不存在；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94]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深刻地指出：人类朴实的、建立在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约束相互关系的能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文明的进程弱化了这种道德驱力，而后由源于新统治结构的控制性压力取而代之。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区隔和割离的技术，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以其所统治的社会的名义僭取了最高伦理权威的国家权力以主权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所有那些侵蚀道德的机制。
这种侵蚀行动的道德意义的现代秩序造就了种族主义大屠杀。“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大致而言，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95]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主动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而“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96]
哈利•波特与汤姆•马沃罗•里德尔之间“存在着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97]。如汤姆所说，他们“都是混血统，都是孤儿，都是由麻瓜抚养长大的。也许还是自伟大的斯莱特林本人之后，进入霍格沃茨的仅有的两个蛇佬腔。我们甚至长得还有几分相像呢……”能够甄别巫师素质的“分院帽”也在哈利身上“看到了斯莱特林的一些本领”，如邓布利多所说，哈利“具有萨拉查•斯莱特林在他精心挑选学生时特别看重的许多素质……”
可是，分院帽把哈利放在了格兰芬多，因为哈利自己提出“不去斯莱特林……”“正是这样”，就使哈利和汤姆•里德尔“大不一样了”,因为：
“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更重要。”[98]
魔力/技术上的区别特征不能替代道德责任，存在先于本质，“我们自己的选择”、行动的道德意义使哈利异质于伏地魔，这就是哈利的导师邓布利多所要提示的。
迷信预测是最典型的本质主义决定论心理，伏地魔这位纯血统主义/种族主义的领袖就是一个完全依据预言行动的人。但是，正如赫敏所指出的：“不祥不是凶兆，而是死亡的原因。”[99]伏地魔在听到预言之后马上按预言采取了行动，“他相信这样做是在实现这个预言中陈述的事情。”[100]是预言促使伏地魔急于除掉潜在的威胁，他在符合条件的两个男婴——哈利与纳威之中选择杀死前者，从而像预言所说的那样，“标记他为劲敌”[101]，使哈利成为了“被选择者”/“救世之星”（The Chosen One）。就像邓布利多对哈利说的那样：“伏地魔把你当成对他最危险的人——而这样一来，他就使你变成了对他最危险的人。预言的意义只是伏地魔造成的。”[102]
本质主义决定论者所信奉的“预言”、对未来的精准预测，事实上只能为我们指示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因为“我们的行动的后果经常是如此复杂、如此分散。”[103]因此，邓布利多会反问道：“你认为预言厅里的每个预言都应验了吗？”[104]
人应当主动地去承担道德责任，而不是成为先验本质操纵的傀儡——邓布利多会那样激动地教导哈利，正是想表达这一点：
“必须？”邓布利多说，“你当然必须！但不是因为预言！而是因为你自己，你不这样做就不会安心！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请想象一下，如果你从未听过那个预言！你对伏地魔会有什么想法呢？想一想！”
……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和小天狼星，想到了塞德里克，想到了伏地魔的种种罪行……
“我想除掉他，”哈利轻声说，“我想去做这件事。”
“你当然会！”邓布利多叫道，“你看，预言并没表示你必须做什么！……换句话说，你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有权不理睬预言！”[105]
在承受、沉思了一系列的痛苦而悲伤的死亡事件之后，哈利终于明白了邓布利多要告诉他的意思，那就是：
被拽进角斗场去面对一场殊死搏斗和自己昂首走进去是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少不同，但邓布利多知道——我也知道，哈利带着一阵强烈的自豪想道，我父母也知道——这是世界上全部的不同。[106]
“自己昂首走进去”，这是选择道德义务崇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这是哈利的选择，也是“凤凰社”那些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反抗伏地魔－魔法部的巫师们的选择。伏地魔－魔法部的权力网络扭曲了社会生活系统，使得幸存下来的理性会让所有其他人类行动的动机都变成非道德的——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但这种邪恶并不是全能的，邓布利多、哈利、凤凰社的战士们，那些（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选择。
这种反抗极权强力的选择，是一种“向死而在”的选择。
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座架意味着人与周边的存在者发生关系的方式是“摆置”和“解蔽”，意味着自然之物在逼迫性的意义上被加以处置，意味着自然之物被按照某种目的要求而订造，使现代成为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即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表象者与被表象者、主体与客体、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107]“同时，座架的作用还在于：“人被座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108]技术把人也推入了被摆置、被订造、被支配的命运中。现代技术对世界的统治，导致存在者对存在的“遗忘”，导致人沦入“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而对死亡的排斥“存在之思”的恐惧、讳莫如深的隐瞒、想方设法的逃遁，正是一种沦落的非本真的存在状态：“此在首先与通常以在死亡之前逃避的方式掩蔽最本己的向死存在。”[109]
只有追问存在，入观人的“最高尊严”，即“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110]，人才有可能得到救渡。而“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111]人不可能不畏惧死亡，但如果存在者能够在存在之思中领会“向死的存在”，在对死的直观中意识到人的必死性，就敢于直面死亡而不至于怯懦地逃避死亡，从而保持此在自身的选择自由，对人生展开本真的生存论筹划，免遭技术座架的宰制和异化。
小天狼星不顾危险冲向神秘事物司解救哈利，邓布利多为了大局请求斯内普杀死自己，雷古勒斯、穆迪、多比、弗雷德、卢平、唐克斯、斯内普等勇士为了反抗伏地魔的技术－极权而壮烈牺牲，都是通过自己对死亡的无畏与直面，主动承担起“为了拯救无辜的生命”、“同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魔头斗争”[112]这个艰巨万分而意义重大的道德责任。
而在故事的结尾，了解到要消灭伏地魔，自己就必须死的哈利，为了承担他的责任，也勇敢地迎向死亡：
终于，真相大白……哈利终于明白他是不能幸存的。他的任务就是平静地走向死神张开的怀抱。在这条路上，他还要斩除伏地魔与生命的最后联系。……多么奇怪啊，他怀着对死亡的恐惧，然而他的心脏却跳得格外有力，勇敢地维持着他的生命……他对活的愿望总是比对死的恐惧要强烈得多。但现在他没有想到要逃跑，要摆脱伏地魔的魔爪。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件事了：死。……慢慢地，很慢很慢地，他坐了起来，这时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生命的躯体。他以前怎么从未认识到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头脑，神经，还有跳动的心脏？……邓布利多知道哈利不会逃避，知道他会一直走到最后，尽管那是他的终结，因为邓布利多曾经努力了解哈利。不是吗？伏地魔知道，邓布利多也知道，哈利一旦发现自己有力量阻止，就不会听任别人为他去死……这些思绪纷乱地砸在那个硬梆梆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上，事实就是他必须死。我必须死。事情必须结束……[113]
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哈利•波特选择了“死”。
然而，哈利•波特终究没有死，他死而复生。
托尔金在他的《论童话》中提出，童话的真正和最高形式在于“善的灾难”（Eucatastrophe，这是托尔金自创的词，前缀“Eu-”的意思是“善”、“好”，catastrophe意为“灾难”。）：
童话故事带来的安慰，美好结局带来的快乐，更准确地说，“善的灾难”、突如其来的逆转所带来的——并且也正是童话故事所能最完美展现的——快乐，本质上绝不是“逃避现实的”或者“无常的”。在童话，或者说非现实的世界里，这是突如其来的、神奇的，并且不可再现的来自上天的恩典。它并不否认恶灾（dyscatastrophe）的存在，以及悲痛和失败，因为可能的悲痛和失败正是救赎之乐所必需的；它否认的是最终的全面的失败。[114]
托尔金创造并使用eucatastrophe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真正的童话的结尾那“突如其来的逆转”，那末世的“救赎”，并不是人力可为的，而是“来自上天的恩典”。所以，托尔金说：“福音书中包含着童话故事。”[115]耶稣的死和复活就像是福音书里的“善的灾难”，因为这是当一切都似乎已经失败时的终极救赎。
在《哈利•波特》的结尾，哈利•波特也完成了从死亡到复活的终极救赎，这并不是哈利凭借他的魔法力量实现的，而是他的种种“选择”以及机缘巧合使他拥有了“死亡圣器”（Deathly Hallows），得到了来自“死神”的恩典。在罗琳看来，这种神奇的“恩典”也并不是“逃避现实的”或者“无常的”，她借邓布利多之口道出了哈利•波特“向死而生”的哲学依据：
“你（哈利•波特）才是死亡的真正征服者，因为真正的征服者绝不会试图逃离死神。他会欣然接受必死的命运，并知道活人的世界里有着比死亡更加糟糕得多的事情。”[116]
在“善的灾难”的意义上，真正的童话具有一种弥赛亚性。宗教信仰的本质在于相信末世救赎的许诺。而童话的“安慰”也并不是指几句温暖人心的话，而是指对我们一切的努力、所承受的苦难是否有价值、能否获得最终意义的回答，真正的童话所特有的美好结局，即在巨大灾难下发生的奇迹，正暗示了这最终问题的答案，它暗示着，在所有的黑暗和绝望之上，有着永恒的希望。这是在绝境中对未来的期待，在绝境中对拯救的许诺，是《哈利•波特》与基督教的殊途同归。
七．结语：超越
技术的理想及其困境
如前所述，在《哈利•波特》的文本中，（绝大多数）“魔法”是对技术的仿真，而伏地魔是连邓布利多都自愧不如的魔法/技术力量最为强大的巫师。
但是，邓布利多/罗琳又提示，存在着一种更为强大的魔法：
“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称为‘伟大’，是吗？”邓布利多优雅地问。
“当然”伏地魔说，他的眼睛好像烧红了，“我做了实验，可能已经把魔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
“是某些魔法，”邓布利多平静地纠正他说，“某些。但在另一些上，你还是……恕我直言……无知得可悲。”
伏地魔第一次笑了，那时一种睥睨的讥笑，邪恶的表情，比暴怒更加可怕。
“老论调，”他轻声说，“可是，邓布利多，我在世上所见没有一样能证明你拿著名的观点：爱比我那种魔法更加强大。”[117]
在邓布利多看来，伏地魔将之“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技术只是“某些”魔法，还存在着一种不能被伏地魔的“实验”所“证明”的“更加强大”的“魔法”，那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神秘事务司里有一间屋子，始终锁着。那里面有一种力量，比死亡，比人类的智慧，比自然的力量更神奇、更可怕。它或许也是神秘事务司里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中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你（哈利）拥有那间屋子里的全部能量，而伏地魔却一点儿也没有……”[118]
“对——就是爱。”[119]
“爱”，一个既实在又超验、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一种无法用现代技术加以计量的、无法用理性的实验加以证明的神奇的能量。
然而，不具有实践意义的能量是不可能在《哈利•波特》这部现代性寓言所构设的世界框架内打败伏地魔的；哈利•波特拥有“爱”的能量，这种能量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式。
首先，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的，是本真的向死而在的存在者为了拯救自己的血亲而主动牺牲所留下的“无法穿透的魔法保护”[120]：
“你母亲（莉莉•波特）是为了救你（哈利•波特）而死的……像你母亲对你那样强烈的爱，是会在你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不是伤疤，不是看地见得痕迹……被一个人深深地爱过，尽管那个爱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永远的护身符。它就藏在你的皮肤里……”[121]
“在我（伏地魔）失去魔力和肉体的那个夜晚，我想要杀他（哈利•波特）。他母亲为救他而死——无意中使他获得了某种保护……他母亲（莉莉•波特）在他身上留下了她牺牲的痕迹……这是一种古老的魔法。我应该记得的，但我却愚蠢地忽略了……我承认我失算了。我的咒语被那女人愚蠢的牺牲一挡，弹回到我自己身上。”[122]
“我（邓布利多）也了解伏地魔的弱点在哪里。所以我决定，应该用古老的魔法来保护你（哈利•波特）。他了解这种魔法，瞧不起这种魔法，而且他一贯轻视这种魔法——也正因为这样，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当然是指你的母亲（莉莉•波特）为了救你而舍去了生命……她（佩妮）还保存了我给你施的咒语。你母亲的牺牲使得血缘的纽带成为我能够给你的最强大的保护。”[123]
这种被现代技术的崇尚者伏地魔“忽略”、“轻视”的“古老的魔法”、“咒语”，并不是对技术的仿真，而是在象征一种对无蔽状态的人类本真情感的献祭式的守护。
“爱”的另一种实践方式，是并没有直接的操作说明、但哈利始终在实践的——对生命的无条件尊重、对不可能宽恕者的宽恕、对超越血缘的他者的友爱。
邓布利多曾对哈利说：
“是你的爱保护了你！唯有这一种保护，才有可能抵御伏地魔那样的权力的诱惑！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诱惑，那么多痛苦，你依然心地纯洁，还像你十一岁时那样。当时你向那面能照出你内心愿望的镜子望去，看到的只有怎样挫败伏地魔，而没有永生和财富。哈利，你知不知道，世上没有几个巫师能看到你在镜中看到的东西？……他（伏地魔）那样忙于破坏自己的灵魂，从来无暇去了解一个纯洁健全的灵魂拥有何等无与伦比的力量。”[124]
邓布利多所说的伏地魔“破坏自己的灵魂”，指的是伏地魔为了“永生”、“权力”、“财富”而制作“魂器”。引用斯拉格霍恩对魂器的介绍：
“魂器是指藏有一个人的部分灵魂的物体……就是说，你把你的灵魂分裂开，将一部分藏在身体外的某个物体中，这样，即使你的身体遭到袭击或摧毁，你也死不了，因为还有一部分灵魂留在世间，未受损害……你必须明白，灵魂应该保持完整无缺。分裂它是一种违逆，是反自然的……通过邪恶的行为——最邪恶，通过谋杀。杀人会使灵魂分裂，想要制造魂器的巫师则利用这种破坏：把分裂出的灵魂碎片封存——”[125]
这种“邪恶”的行为，是将他者作为被订造的被摆置的客体，作为实现自我的违逆自然的目的的纯粹工具性的存在者，是要求无限膨胀、扩张的主体通过技术暴力对他者进行强制性剥夺。
与伏地魔为了自己“征服死亡”的目标而不断杀死他者进而导致“灵魂分裂”相对照，“灵魂”“纯洁”、“健全”的哈利•波特，始终遵守着犹太教的最朴素的教义——“摩西十诫”中的“不可杀戮”的戒律。
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小天狼星和卢平在尖叫棚屋内抓住了当年把哈利的父母出卖给伏地魔的小矮星彼得，并准备杀死他；但哈利阻止了他们，他不愿意父亲最好的朋友成为“杀人犯”。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罗恩提出要杀死追杀他、哈利和赫敏的食死徒安东宁•多洛霍夫与多尔芬•罗尔，哈利再次阻止了自己的朋友的杀戮行为；此后，哈利、罗恩、赫敏遭到马尔福、高尔和克拉布的袭击，马尔福等人竭尽全力要致哈利等人于死地，但当他们施放的魔火反而危及到他们自己时，本已逃脱险境的哈利毅然返回，冒着巨大的危险救出了马尔福和高尔（哈利也希望救出克拉布，可惜为时已晚）。
这种对谋害自己双亲、企图杀害自己的恶徒的仁慈与宽恕，是对生命的无条件尊重，是对不可能宽恕者的宽恕，是“魔法的最高、最无法参透的境界”[126]。
哈利的这种对超越血缘的他者的无条件的友爱，还体现在他对家养小精灵、巨人、马人、狼人、鹰头马身有翼兽等遭受巫师歧视的生命的同情、尊重、友爱，这是对自然万物的遮蔽状态的守护，与托尔金在《论童话》中所论述的真正的童话的特别的魔法是共通的，“它追求的不是欺骗、迷惑或是控制；而是共同繁荣，是创造和快乐里的伙伴情谊，而非主仆关系。”[127]
哈利对他者的友爱、对生命的无条件尊重，与伏地魔对他者的工具性利用、对非本己生命的任意而强制的剥夺的对照，集中体现在两人最常用、最惯用并且是两人正面交手时所使用的“咒语”上。
伏地魔的咒语是“阿瓦达索命咒”（Avada Kedavra），这是被穆迪教授/小巴蒂•克劳奇称作“没有破解咒”、“没有办法抵御它”的“最厉害的一个咒语”——“死咒”，“据人们所知，只有一个人逃脱了这种咒语”[128]——哈利•波特。
而哈利•波特的咒语是“除你武器”（Expelliarmus），这是罗琳自创的法语词，由expellor（驱逐、排除）和arma（武器）组合而成，顾名思义，这是解除武装的缴械咒。这是相当“基本”的咒语，但哈利认为它“确实有用”，扎卡赖斯•史密斯曾就此讽刺哈利：
“哦，拜托，”扎卡莱斯•史密斯抱起胳膊，瞪大眼珠说，“我想除你武器对神秘人不起作用吧？”
“我对他用过，”哈利平静地说，“就在六月份它救了我的命。”[129]
哈利的良师益友卢平也曾就此提出质疑：
“哈利，缴械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想要抓住你、干掉你！即使你不想杀人，至少也得用昏迷咒啊！”
“我们当时在几百米的高空！斯坦又是糊涂状态，如果我把他击昏，他肯定会掉下去，就像我对他施了阿瓦达索命咒一样必死无疑！两年前，除你武器就曾让我从伏地魔手里死里逃生。”哈利倔强地说。卢平使他想起了赫奇帕奇学院那个爱讥笑人的扎卡赖斯•史密斯，他当时就嘲笑哈利想教邓布利多军的成员学习缴械咒。
“是啊，哈利，”卢平努力克制着自己说，“有一大批食死徒目睹了当时的情景！请原谅，但是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这种举动是十分反常的。食死徒目睹或听说过你的那次行为，今晚你在他们面前故伎重演，简直等于是自杀！”
“那你认为我应该杀斯坦•桑帕克？”哈利气愤地说。
“当然不是，”卢平说，“但是食死徒——坦白地说，大多数人！——都以为你会出手反击的！除你武器是一个很有用的咒语，哈利，但食死徒似乎把它看成你的标志性行为，我强烈要求你别造成这种情况！”
卢平的话使哈利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但是他心里仍有点儿不服气。
“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把挡我路的人咒死，”哈利说，“那是伏地魔的做法。”[130]
哈利对“除你武器”有着“傻瓜”一般的非算计的执著坚持，这是对技术暴力逻辑的解构，表达着一种以非暴力的手段达到消弭暴力的目的的理想化愿望。
伏地魔的“阿瓦达索命”是一种灭绝生命的强权暴力，而哈利的“除你武器”是一种保存生命、尊重生命、捍卫生命的“神圣暴力”。而故事的结局是，伏地魔的“阿瓦达索命”被“除你武器”反弹，汤姆•里德尔被自己的魔咒杀死。以“爱、忠诚和单纯”为基础的神圣暴力获得了胜利，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任何魔法的力量”。[131]
《哈利•波特》这部“后童话”是一个书写现代性技术可能导致的悲痛和灾难的寓言；然而，这部“真正的童话”否认最终的全面的失败，在结尾用神奇的逆转带来了救赎之乐，恢复了现代性社会的心理平衡。
《哈利•波特》寄寓了作者罗琳以“爱”——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本真情感和道德责任——来反抗技术极权的愿望。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技术极权的反抗面临着双重困境。
首先，哈利•波特战胜伏地魔的弥赛亚性的安慰，是罗琳通过一系列的叙事技巧在故事情节中设置种种巧合、偶然而达到的。罗琳刻意使伏地魔的计划发生失误和裂缝，伏地魔在马尔福府所做的那罕见的自我检讨正泄露出罗琳的诡计：“在哈利•波特的问题上，失误太多了。有些是我自己的失误。波特能活到今天，更多的是由于我的失误，而不是他的成功。”[132]哈利的最终胜利似乎象征性地展现了文本写作对技术极权的颠覆力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罗琳这种制造“失误”的叙事也是一种精密的理性设计和操作技术。
更无法超脱的困境是，罗琳通过灾难与救赎的情节结构对技术极权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她的创作，却又受到给定的“技术－拟象”历史文化语境的潜在支配。罗琳的行文似乎试图以“爱”的“童话”反抗技术，但却不可避免地被技术劫持，冷酷而迷人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罗琳对现代性技术的精妙仿真使《哈利•波特》具有了契合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召唤结构，文本中洋溢着现代技术的魅影，令读者痴狂，而罗琳自己似乎也陶醉其中。而且，《哈利•波特》的传播和接受，更是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技术操作紧密配合。批判、反抗技术的理念与挪用、依赖技术的手法，构成一种历史/美学的辩证法，使“《哈利•波特》现象”成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潜文本的绝佳象征。
现代性的基本悖论在于技术系统的现代性与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之间的悖论，吊诡的“《哈利•波特》现象”正是象征这一悖论的生动寓言。
[1]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 Harold Bloom: Can 35 Million Book Buyers Be Wrong? Yes, TheWall Street Journal, 2000-07-11.
[3] Philip Hensher: Harry Potter, Give me a Break, The Independent (London), 2000-01-25.
[4] 谭孙德棻：《“哈利波特”是适合孩童阅读的“儿童读物”吗？》，转引自“锡安卫道士－唱阿利路亚赞美主”的博客：http://hi.baidu.com/morality/blog/item/568621fa2c00b99259ee90ca.html。
[5] 从1982年开始，每年9月的最后一周被定为美国的“禁书周”(Banned Books Week)，这是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协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并主办的活动。名为“禁书周”，这项活动的宗旨却是提倡言论自由和强调阅读的自由选择权。由于支持者越来越多(2002年参与活动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分别超过1000家和2500家)，现在的“禁书周”已经成为美国图书界的一件大事。在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小说”中，有四十二部是曾经被禁或者引起广泛争论的，包括有《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尤利西斯》、《1984》、《勇敢新世界》等等。在第25届“禁书周”上，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布了21世纪最受争议图书的名单，《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当时已出版前六卷)名列榜首。对于自己的作品被列为“禁忌之书”，罗琳曾在其个人官方网站上表态道：“再一次，《哈利•波特》小说被列入今年‘最禁忌的书’的名单中。那么，我就荣幸地与马克•吐温、塞林格、威廉•戈尔丁、约翰•斯坦贝克还有其他一些我所敬佩的作家为伴了。我总是觉得，能被列入他们的行列里，真是荣幸之至啊。‘每一本被烧毁的书，都启迪着世界。’——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引自http://www.jkrowling.com/，2006年9月29日。）
[6] 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发布了一份引起很大关注与讨论的长达99页的报告，名为《阅读或不阅读》（To Read Or Not to Read），表达了对于当今“青少年阅读危机”的担忧，数据表示，美国人的阅读量连年持续下降，其中以青少年尤为严重。美国书业研究集团(BISG)的报告显示，美国图书销量每年减少了数千万册。VSS投资银行的数据显示，1998年，美国人年读书时间为120小时，到2003年，已跌落至106小时，到2006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至103小时。
[7] 转引自康慨：《哈利•波特的敌人们》，《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
[8] 《哈利•波特》的第五部、第六部和第七部书的首发日的全球销售额都超过了电影史上任何一部电影的首映日的全球总票房，对此，《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美国的发行商斯科拉斯蒂克出版社的总裁霍尔顿曾感叹，“这是一部书击败电影”。（引自“我爱哈利波特网”，www.52harrypotter.com，2007年12月3日）
[9] 雅克•德里达：《类型的法则》，参见《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9-160页。
[10] 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参见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1] 王泉根：《<哈利•波特>的双重解读》，《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6期，第53页。
[12] 根据朱自强在《“童话”词源考》（载于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一文的考证，中国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词是1908年11月，日本书名中冠以“童话”一词的单行本，最早出版于1873年。
[13] 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8页。
[14] Jack Zipes: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 Fairy Tale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9, p.27-28.
[15]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16]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沈阳：辽宁出版集团，2002年，第13页。
[1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2-34页。
[18]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9]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页。
[20] 《爱弥儿》，第7页。
[21] 《儿童文学的本质》，第13页。
[22] 凯瑟琳•奥兰斯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杨淑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23] 新华社专电，转引自http://news.sina.com.cn/w/2005-06-22/14136243536s.shtml。
[24]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能够接触到的所谓“未经删节”的中文全译本《格林童话》，实际上都是自德文《格林童话》第七版翻译过来的，早已经过格林兄弟的多次删改。
[25] 转引自《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第32页。
[26] 《爱弥儿》，第6页。
[27] 曹文轩：《蝶与蛹》，引自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第435页。
[28] 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4页。
[29] 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第253-254页。
[30] 经典儿童文学史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地排斥死亡主题，但在不得不书写死亡时，经典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在那种“关于主题、关于处理生活真实的指导性的体系”的规训下都对死亡进行了虚化、净化的处理。
[31] 关于“童年之死”的社会学研究，可参见尼尔•波茨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大卫•帕金翰：《童年之死》，张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32] J.K.罗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5页。
[33] J.K.罗琳：《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郑须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页。
[34] 艾梅兰：《离开童话十二秒》，http://bbs.hpac.net.cn，2004年4月2日。
[35] 米歇尔•福柯：《精神病与心理学》，转引自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5-126页
[36] 雅克•德里达：《访谈：称作文学奇怪建制》，参见《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37] 参见Geordie Greig: “There would be so much to tell her…”, The Daily Telegraph, 2006-1-11.
[38] Connie Ann Kirk: J. K. Rowing: A Biography,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p70.
[39] 叶舒宪：《<哈利•波特>与后现代文化寻根》，参见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
[40] 叶舒宪：《“新时代”运动的文学冲击波：从<塞来斯廷预言>到<哈利•波特>》，参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02期，第10-11页。
[41] 叶舒宪：《巫术思维与文学的复生——<哈利•波特>现象的文化阐释》，参见《文艺研究》2002年03期，第62页。
[42] 叶舒宪：《巫术思维与文学的复生——<哈利•波特>现象的文化阐释》，参见《文艺研究》，2003年03期，第59页。
[43] 叶舒宪：《<哈利•波特>与后现代文化寻根》，参见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第313-314页。
[44] 叶舒宪：《巫术思维与文学的复生——<哈利•波特>现象的文化阐释》，参见《文艺研究》，2003年03期，第59页。
[45]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46] Julia Saric: A Defense of Potter, or When Religion Is Not Religion: An Analysis of the Censoring of the Harry Potter Books, Canad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2001(3), p.7.
[47] Steven Barfield: Fantas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ntasy in Harry Potter, The Washington & Jefferson College Review, 2004(54): p.30.
[48]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49] 让•波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50]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瑾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08、109、110页。
[51] 戴维•科尔伯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麦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52] 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雷鹏、高永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
[53] 德里克•帕克、朱丽亚•帕克：《魔法的故事》（The Power of Magic，直译应为“魔法/巫术的力量”），孙雪晶、冯超、郝铁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54] 帕克夫妇在《魔法的故事》的英文版序言中所描述的现代人“初见”现代技术的感受体验正体现了这一点：“据说，那些虔诚的信徒和那些‘千里眼’可以见到几英里之外圣人的真身。而在1936年的伦敦，人们坐在家中通过屏幕就可以看到几英里以外演播室中载歌载舞的演员了。同样，当初次见到电灯，照相机和接触了X光照相之后，我们会认为自己处于魔幻世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见过电脑，领教过它令人难以想象的、甚至可以说成是带有魔力的功能……在1901年，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宣称：马可尼绝对不可能通过空气把信息发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像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站在月球表面上一样。然而，几年后再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惊叹‘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引自《魔法的故事》，第7页。
[55] J.K.罗琳：《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马爱农、马爱新、蔡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56]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170页。
[57]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98页。
[58]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3页。
[59] J.K.罗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马爱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J. K. Rowl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0, p.475.
[60] Connie Ann Kirk: J. K. Rowing: A Biography,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p70.
[61] J.K.罗琳：《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马爱农、马爱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62] J.K.罗琳：《哈利波特与密室》，马爱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63]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32-333页。
[64]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6页。
[65]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2页。
[66]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38页。
[67]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87页。
[68]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2页。
[69]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89页。
[70] J.K.罗琳：《神奇动物在哪里》，一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71]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1页。
[72] J.K.罗琳：《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马爱农、马爱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73]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80页。
[74] Connie Ann Kirk: J.K. Rowling: A Biography,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p.46.
[75]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76]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83页。
[77] 《哈利•波特与密室》，第65页。
[78] 《神奇动物在哪里》，第6页。
[79]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79页。
[80]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79页。
[81]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78页。
[82]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82页。
[83]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20页。
[84]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85页。 引文对译文有改动，“a dozen”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中译为“十来个”，笔者认为译为“一打”更精确、恰当，也更能体现魔法部的标准化、理性化、非人格化的运作方式。原文参见：J. K. Rowl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7,p.205.
[85]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36页。
[86]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56页。
[87]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56页。
[88]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56页。
[89]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90-195页。
[90]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156页。
[91] 谭孙德棻：《“哈利波特”是适合孩童阅读的“儿童读物”吗？》，转引自“锡安卫道士－唱阿利路亚赞美主”的博客：http://hi.baidu.com/morality/blog/item/568621fa2c00b99259ee90ca.html。
[92] Connie Ann Kirk: J.K. Rowling: A Biography,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p.105.
[93]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
[94]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95]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81页。
[96]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18-19页。
[97] 《哈利•波特与密室》，第188页。
[98] 《哈利•波特与密室》，第198页。
[99]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66页。
[100]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5页。
[101]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6页。
[102]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8页。
[103]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30页。
[104]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9页。
[105]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80页。
[106]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80页。
[107] 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02页。
[108] 马丁•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参见《海德格尔选集》，第1307页。
[109]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9页。
[110] 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参见《海德格尔选集》，第950页。
[111] 《存在与时间》，第302页。
[112]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24页。
[113]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510-512页。
[114] J.R.R. Tolkien: The Tolkien Read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6, p.68.
[115] The Tolkien Reader, p.71.
[116]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533页。
[117]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32-333页。
[118]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8页。
[119]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8页。
[120]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9页。
[121]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185页。
[122]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87页。
[123]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552页。
[124]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9-380页。
[125]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71-372页。
[126]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25页。
[127] The Tolkien Reader, p.53.
[128]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130页。
[129]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69页。
[130]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53页。
[131]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525页。
[132]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5页。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乔安妮·凯瑟琳·罗琳女士，她的文字伴我成长。
Remember, if the time should come when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easy, remember what happened to a boy who was good and kind, and brave…
——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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