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nlightening
首发：陀螺电影
与《八佰》的宣发策略类似，由程伟豪导演的《缉魂》自1月8日起在许多城市的影院进行了大规模的点映，它并不意外地获得许多在正式上映之前完成观影的观众和影评人的惊呼：“我真的是在电影院看的吗？”“难得一见的坦率”，甚至有观众表示自己“竟然在国内院线看了一部阿莫多瓦”。
这些评价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在大陆院线片现有的审查体制下，《缉魂》在大银幕上对同性恋者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胆”的呈现。细心的观众仍然记得《绿皮书》的命运，当雪利博士（马赫沙拉·阿里饰）的司机托尼·利普（维果·莫滕斯饰）进入同性恋澡堂并从警察的手铐中救出雪利时，展现雪利身旁一同被抓获的同伴的镜头被删减，同时，展现裸身而坐的雪利的画面的画幅也被裁剪；而在跨年夜首映并且至今仍占据院线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韩延无比谨慎地两次暗示吴晓昧（岳云鹏饰）的同性恋身份。让大陆的观众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对性少数元素的蹑手蹑脚、如履薄冰般的处理在《缉魂》中不复存在：在这部扑朔迷离的悬疑电影中，出现了一对有着亲密举止的男同性恋人和一对女同性恋人——至少在视觉意义上是如此。
这是否意味着大陆院线电影的审查体制开始放宽对性少数群体银幕呈现的管控？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时间来证明，但是不论如何，在我们加入对《缉魂》所达成的突破的欢呼之前，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并重新思考性少数元素在剧作中起到的作用，或许我们会对这部电影产生不同的看法。
《缉魂》的前一个小时像是一部带有科幻元素的犯罪片：当警察接到王世聪（古斌饰）的报警电话并赶至其建在山中的豪宅时，发现他惨死于自己的卧室，一旁躺着昏迷的王世聪二婚夫人李燕（孙安可饰），后者手中握着沾满血迹的凶器。在盘问中，李燕向警察叙述了当晚的情景，她称王世聪的儿子王天佑（林晖闵饰）闯进家中并在巫术活动后杀死了王世聪，而其杀人动机是为母报仇——王世聪在婚后因冷落妻子唐素珍（张柏嘉饰）导致后者抑郁成疾并自杀。但是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在警官阿爆（张钧甯饰）和她患有脑癌的检察官丈夫梁文超（张震饰）深入调查后，发现李燕与王世聪的合伙人万博士（李铭顺饰）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在重重反转之后，我们得知原来万博士和王世聪曾是同性恋人，在社会压力下，后者与唐素贞结婚但仍与前者保持着亲密关系，而在唐素贞诅咒王世聪并自杀后，王世聪患上脑癌且病情不断加重，万博士为了挽救爱人，将王世聪作为仍在研发中的RNA人脑移植技术的第一个试验者，同时，他们招来一位愿意参与实验的“被试”，这位被试就是对此毫不知情的李燕，万博士使用RNA技术逐渐将王世聪的意识移植到李燕的意识中，但在此过程中意外发生，王世聪的意识进入李燕的身体后竟将自己原本的身体杀害，并假装唐素贞试图让王天佑顶罪。最后，在万博士的恳求下，患脑癌晚期的梁文超接受了RNA手术，其意识取代王世聪并移植于李燕的身体，并最终在狱中与因包庇罪而入狱的妻子阿爆团聚。
毋庸置疑的是，剧作的反转让故事本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震惊于故事不可预知的发展方向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对剧本的逻辑是否成立提出质疑：暂且不论影片语焉不详的巫术元素——直至最后我们也无法确知是否是唐素贞的巫术导致王世聪患上脑癌，以及他最终无法逃脱的死亡是否与唐素贞的诅咒有关；故事所有逻辑的根基皆在于万博士研发的RNA技术，这一技术原本为了治愈癌症，但当万博士和王世聪试图将后者的意识复制到李燕的身体中时，致命的伦理困境伴随着剧作逻辑的漏洞出现——当王世聪的意识通过RNA技术被提取并被“复制”到李燕的身体中时，他（院线字幕在指代带有王世聪意识的李燕时仍使用“她”）还是否是原来的王世聪？在意识被移植后是否会发生改变？最直接的便是王世聪的意识占据李燕身体后性相（sexuality）的混乱：王世聪原本和万博士是同性恋人，但在王世聪的意识移植进入女性的身体后，他是否还能被认为是同性恋？万博士对王世聪的感情又是否是去身体、去性别化的爱情？这些问题同样适用于阿爆在面对拥有李燕身体的梁文超时的感情。遗憾的是，程伟豪似乎并不希望对这些关键的问题进行讨论，正如上文所述，就连中文字幕中“他/她”的指代都是按照生理（生殖器）性别来区分的，这除了增加观影过程中因人物身体和意识混乱所致的震撼之外毫无益处。
这里牵涉到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仍然信奉身心二元论的创作者试图在未来语境中讨论技术对身体与心灵/意识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在基于身心二元论展开的叙事中，创作者自己也发现身心二元论的不成立，以至于最终陷入混乱的剧作逻辑本身便证明了身心二元的悖论、具身性（emboding）的实在和具身体现（embodiment）的意义。“身心二元论”是由哲学家笛卡尔所开辟的理解身体与心灵/意识关系的路径，笛卡尔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二分的，长期以来，古典哲学将人类视为“封闭的人”或“思想着的雕像”，人高尚的心灵/意识/灵魂被封装在不可信赖的身体里，并且身体阻碍着我们获得有关“外部世界”的可以信赖的知识。然而，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和晚近哲学等学科的“具身转向”，承认人的具身体现，意味着承认人的反思性、认知性能力是在我们的有机存在中发生的，并作为这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截然的对立。换言之，人的意识和身体是无法被分离的，人的行动以及对行动的反思都基于我们的身体。
因此，在有关“互换身体”“意识植入”的幻想作品中，具身体现的在场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缉魂》中，我们不难发现程伟豪对于身体、意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其实相当浅薄——RNA技术为意识创造了一种拙劣的可见物——一种粉末状的结晶，这种结晶通过手术被转移到他者的身体中，他者的意识逐渐被它取代，在这种被构想的、可疑的“移植”过程中，身体完全作为容器存在，王世聪的意识被移植到李燕的身体后天然地使李燕的身体按照王世聪的意愿行动，身体和意识的关系在《缉魂》中被无限简化，仿佛意识可以经由RNA技术自由穿梭于不同的身体中。当然，我们似乎也隐约看到程伟豪最终意识到身心二元的悖论：在“意识移植”的过程中，王世聪的意识同时存在于两个身体中，最终被植入李燕身体中的王世聪的意识“指挥”李燕的身体杀死了王世聪的身体，但是这种叙事发生了失控——同一个人的意识不均地分布于两个人的身体时会发生什么？完全脱离于当前认知科学所能解释的范畴的质询不再可辩，游离于前认知科学阶段的身心二元论与高度虚构的后认知科学之间，《缉魂》陷入了为自己设下的悖论当中，并最终走向一种不可知的、无可挽回的结局。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讨论身体和意识关系的幻想作品本身便不具有合法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更高明的创作者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构想：荣获第9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乔丹·皮尔的《逃出绝命镇》（Get Out）对身体、意识和具身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掌握换脑手术的一家上流阶级白人试图将自己的大脑转移到被诱骗来的黑人身体中以实现永生，这近似于《缉魂》的“意识移植”过程（除了那愚蠢的粉末），但是《逃出绝命镇》的成功之处在于其调动了意识与身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被换脑的黑人依然残留了一部分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有时会使身体呈现出异状如发呆、流泪等，导演在电影中唯一的“想象”在于当被换脑的黑人遇到闪光灯时，其原有的意识会有短暂的觉醒并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乔丹·皮尔拥抱了具身性，这部被誉为“真实到令人战栗”的作品也因此成为留名恐怖电影史的杰作。
在走出身体与意识的迷宫之后，我们回到了开篇提到的问题：性少数元素在《缉魂》的剧本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当我们将其放置于审查语境时，它对性少数群体的银幕呈现有着怎样的意义？
或许有许多读者在没有读到这段时已经为我的文章点击了差评——无论如何《缉魂》似乎值得比一星更高的评价，事实上，若单谈个人看完后对这部电影的直观感受可以给到三星甚至四星——赛博朋克、都市传说和民间巫术的融合似乎注定将使这部电影成为一整年的话题之作，但《缉魂》对性/别（gender/sexuality）视角缺乏思考的滥用和对性少数群体流于表面的呈现使故事的内核通往与“尊重”“平等”“包容”等现实中的性少数群体所奋力斗争的价值完全相反的方向。
如果对剧作加以分析，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其中几对被认为可能具有酷儿性（queerness）的关系：《缉魂》在后半段“揭秘”了王世聪和万博士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对男同性恋人；当王世聪的意识被移植进入李燕的身体内时，这一角色的性别乃至称谓都是不明确的，Ta拥有李燕作为女性的生殖器且能够生育，但是其意识却来源于一直以男性身份生活的王世聪；而到全片最后，梁文超的意识取代王世聪被植入李燕的身体，单纯从影像的视觉指向来看，观众最终所见的是梁文超和阿爆这对传统的异性恋夫妇“变成”了女同性恋。
在这三个性/别的错乱时刻，我们发现编导不仅没有能力处理“性”和“性别”其中任何一个概念——更不要说两者之间的斜杠即性和性别之间存在的复杂而暧昧的牵连，而且采取了一种同性恋厌恶和跨性别恐惧的隐蔽立场。在解释这种隐而不显的立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性别和性取向的概念进行一定的澄清，即便我们如今有了性别酷儿和泛性恋的分类，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概念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我们仍近乎固执地对性别（gender）进行二元分类，同性恋指的是对同性产生爱欲的个体，在这里，性别作为前置的概念长期以来缺乏讨论；酷儿性是对既有的性和性别的概念进行的颠覆性的思考，它试图讨论情欲的复杂性以及不能被化约为性别的性相。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缉魂》是一部酷儿电影吗？王世聪和万博士的形象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编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王世聪和万博士同时拥有着主流的、体面的、典型化的男性气质，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同性恋而非酷儿伴侣的原因在剧组选角和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被确定；让人尴尬的是，尽管程伟豪在构建王世聪和万博士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对酷儿性的思考，他将王世聪的意识植入到了一个具有典型女性气质的女性的身体当中，而当王世聪的意识占有李燕的身体后，他不再对万博士有感情，而万博士的举止意味着他仍对王世聪的意识有所留恋，此时万博士和王世聪的关系便不再是同性恋，因为他们之间甚至已经不存在双向的爱欲，而之于为何曾经坚固的爱情在意识移植后轻易消逝，程伟豪只是将其归咎于王世聪可憎的人格中——在这里，酷儿性经历了一个被发掘又随即被舍弃的过程，或者说《缉魂》在本质上是非/反酷儿的电影，因为它拒绝对王世聪和万博士之间的爱欲及其消亡进行可信的研究，而是通过不断放大前者的负面道德（欺骗的、不忠的、无情的、金钱和权力至上的）进而避讳了王世聪和万博士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可能存在实际上也是必然存在的酷儿性。
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之所以将《缉魂》视为一部消费和剥削性少数群体的电影，是因为它极其生动地诠释了异性恋霸权体制对性少数群体的文化乃至身体进行殖民的过程。与王世聪和万博士地下的、欺骗性的、最终肉体和意识同时消亡的同性恋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缉魂》中描画了另一对恋人间忠贞的、至死不渝的爱情——梁文超和阿爆，在疾病和性/别错乱的时刻到来之前，梁文超和阿爆代表着最主流的社会秩序：已婚的、即将育有子女的、和谐幸福的异性恋家庭，甚至这还不够，就连两人的职业也象征着社会公义。但是，在梁文超罹患脑癌之后，阿爆为了救治他，恳求万博士批准对其进行尚未面世的RNA手术，而在最后，万博士恳求梁文超并将梁文超的意识植入李燕的身体中，李燕被判处无期徒刑，最终因包庇罪入狱的阿爆在狱中与植入梁文超意识的李燕相见，全片的最后是两人相拥哭泣的场景。
与刻画王世聪和万博士之间关系时避讳对性/别的解释不同，梁文超和阿爆的关系一开始不仅被确定为“真”异性恋，而且在意识移植后两人的爱情直接逾越了性/别的界限，梁文超和阿爆轻而易举地拥有了泛性恋爱情的神话——这并不是说两者间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不可能存在，而是在完全缺乏解释且与王世聪和万博士的同性恋关系形成鲜明反差的情况下，我只能将其理解为这是这对曾经的异性恋伴侣的特权。
无论是避讳还是逾越，我们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程伟豪没有能力对性/别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探讨，在对性少数亲密关系的不理解和不屑于理解的基础上，《缉魂》成为这样一部看似对性少数群体有所呈现而实际上不遗余力地剥削性少数的电影。它的存在本身便证明异性恋霸权的殖民形态是如此隐蔽，以至于我们有时无法意识到这种被藻饰的剥削的存在。
但是，《缉魂》的剥削性并未止步于此。影片中众人交相争夺的身体原本属于一个育幼院的平民阶级女孩，李燕的身体先是成为实验品和上流阶级延续生命的器具，后来则成为炮制爱情神话的工具，至于那个贫穷无助的、作为受害者的女孩早已被遗忘，悉数所有意在唤起观影情绪的片段，程伟豪似乎也并不希望观众对她抱有任何同情。 除此以外，菲佣的形象在影片中成为无意识的设置，她们如同幽灵和工具般游走于医院和家中，却并不真实存在，底层的跨国劳工在这个未来社会中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变，上流阶级乃至中产阶级对其的剥削也拥有足够浪漫化的理由。
作为简短的总结，我仍鼓励读到这里的读者们走进电影院并亲自看一看这部电影，或许你会觉得我的批评毫无道理，或许你也会产生与我相近的看法。但是我仍想为我的观点作出最后的辩驳，在那么多有关《缉魂》陷入身体二元的悖论、非/反酷儿和剥削性少数群体和底层女性的论述之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缉魂》在大陆现有审查体制下对性少数群体的呈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次程伟豪与审查体制的共谋，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年后，这部由台湾和大陆共同出品的电影利用了大陆的审查体制对同性恋形象的敏感声张自己的合法性：“你看，我们已经将性少数形象史无前例地搬上了银幕，至于性少数究竟需要或应得怎样的银幕呈现，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你们还有什么奢求呢？”它遵循了一条我们熟知的异性恋霸权挤压性少数群体的路径：从剥夺性少数群体的银幕呈现，到如同施舍般地给予其呈现的机会，但仍对后者进行或直露或隐蔽的剥削。
而作为这样一次危险的共谋，《缉魂》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警惕。
【参考资料】
[1][英]克里斯·希林著，李康译.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黄盈盈著.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友邻@花地 广播：
https://www.douban.com/people/53592649/status/3249661040/
[4]友邻@工凡 广播：
https://www.douban.com/people/131758163/status/3249576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