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在拍摄这部新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在我对电影仅有一知半解的年纪，便过不少听身边的大人们和主流媒体对张艺谋的赞誉和批判。其中赞誉大多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华丽的电影画面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而批判却集中在了“向外国人揭露中国人的丑陋并以此为投名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

仅凭我的认知，我并不认为张艺谋在本片和他后续的其他作品里刻意丑化了中国乡土传统和中国人。相反，即便他在描绘乡村的电影中经常采用奇观化甚至让人怀疑是东方主义的手法，他对乡土文化主题的创作和表达是出于他个人浓烈的眷恋。个人认为对他创作动机的揣测与批评并不合理。

但是，与这种乡土情结不可分割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女性的塑造。我并不喜欢他电影中的女性，因为比起血肉丰满的人，女性主要角色大多像是中国风情画中的符号。

在《红高粱》的开头，女主人公九儿带着悲苦的表情坐上花轿。她对轿夫的凝视，对土匪的瞪视和对父亲的蔑视让我误以为这是讲述旧社会女性反叛的故事。但接下来，丈夫死去，九儿勇敢地成为了酒坊的当家，与轿夫重组家庭，最后为了抗日英勇地牺牲了生命。这完成了能够让东西方都大为认可的家国叙事。不过，其中最让我困惑的是：九儿作为描写中国动荡年代的故事中的女主角，她虽然表现出了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但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她与余占鳌在高粱地中的媾和情结，模糊的态度并未能体现她的“情愿”，连“喜欢”也是借余占鳌的嘴讲出来的。勇敢地承担起经营酒坊的重任那一部分，并没有体现出她对命运的抉择，反倒像是迎合伙计们的期许一般，自愿站出来接受了有担当的一家之母的角色。面对来酒坊闹事的情夫余占鳌，她的接受示好反而像某种半推半就的妥协，完全忘了抱她的这个男人上次是被她下令赶出去的。甚至动员男人们偷袭日本鬼子的动机，就是为了给成为共产党并被侵略者残杀的前任管家报仇。管家的身份决定了，这行为并不仅仅是老百姓质朴的复仇和抵抗，而是立场的选择。

因此，这部电影让人感到割裂的原因出现了：代表反叛的角色并未能获得完全的自主性和真正的话语权，正如在绣楼上选胥的女子，看似能决定自己命运，但并不是真正地冲破了封建家庭和父权制的枷锁。这种对于反父权的暧昧态度出现在张艺谋的很多作品里。在我看来，他从来不是真正具有创新和反叛意识的艺术家，即便他在电影技术领域不断突破，我也难以认可他作品中的精神。

当然，客观来讲，《红高粱》是优秀的电影。只不过，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