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明立场，《年会不能停》很值得去看！因为这是一部提出问题的电影，但思考不能止步于此，当职场生态平衡被打破后应该怎样建构？

影片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缔结（打工人的共鸣，外包人的互帮，胡建林与工友的集体情感），但如今在莱恩“一人公司”的前提下（把自己视为一个“一人公司”去经营，而不寻求对职场过多的情感和信任投入），这一共情还可能吗？即使存在又坚固吗？

《年会不能停》里，打工人只有在利益被损害（裁员闹事群体）和本就处于底层因而付出代价相对小（外包人员，低级别者）时才有反抗的驱动力。若一旦自己位于结构的高层，甚至只是被许诺有晋升空间（技术部杠把子徐永森就是例子），这一共情和反抗的意愿就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潘妮一代，从主人翁意识这点上就能看出潘妮和胡建林是两个时代的人。潘妮生于科层化管理非常成熟的时代，可以随时从集团抽身，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并不与众和公司关联；胡建林的价值却与工厂直接相关，工厂不是工作和生活的割裂之地，而是一个承担了生活职能和情感需求的熟人社区，因此他的工厂情节、对每个生产环节的熟悉和对工友的感情才足以支撑他对抗，（师傅-徒弟的传统关系便是表征，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而非大厂里的层级关系）。因此可以说，胡建林是没落的集体主义的象征。

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劳动者们难以向彼此示弱和寻求帮助，也不信任社群和组织的力量”，《年会不能停》或许在探索新的共情的可能性。除了工会集体之外，是否可以依赖打工人的共鸣？但仅靠情感而无其他支撑恐怕是不堪一击的。

三人小组年会上的揭露也因此有一种回收之感，董事长的背影与胡建林的身影对望，一种xxxx的集体情怀在升腾，但其中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时过境迁，董事长西装革履的端坐显示出层级的巨大裂隙，董事长的一句话让失业者重回工厂，更显示出结构的不可撼动。影片的野心不只是暴露一个失业“事件”，而是早已弥漫的结构性难题，仅靠求取上层的同情并不能改变“未庄”的结构，三人组合在年会的发声振奋人心，但高光时刻散场后的前景更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