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偎在家里惬意的软皮沙发上，听马季和郭德纲的相声，看本山大叔，丽蓉大妈的小品。那时候，每逢周六周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就会放送一整套完完整整的春晚喜剧集锦，我不仅期期不落，还会将同一段我认为出彩的翻来覆去播好多遍，直到每一句话我都烂熟于心，倒背如流。我看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郭德纲的《三人行》《扒马褂》，陈佩斯的《警察与督察》《主角与配角》《吃面条》，赵本山的《卖拐》《买车》《不差钱》，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老将出马》，常常笑得前仰后俯，颠坐在沙发上。母亲总说我那个时候像个痴线，她说得对，那时沉浸其中的我不但痴，还有一种醉醺醺的疏狂和不谙世故的舒畅。

我上了中学，课业加重不少，闲暇时间也被无尽的考试和作业填鸭，可还是会在过年晚上蹲守在电视机前，盼望着赵本山和郭德纲，日子一天天地疯长，无数个四季轮流倒换，我是那样焦急地盼望着一年的结束。直到我终究没有盼来。

直到我告别了电视的年代。记忆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渡边说。其实是村上春树说。时至如今我仍保有我纯真且隐私的故事，在那里，一些事物寂静地死去，一些安然无恙，还有一些滑入蒙灰的角落，在尘埃的半空飘荡。可这是我的唯一的私有财产，我却无法得知它们是否真实。童话书里小王子驯化了他的玫瑰，他就拥有了他的玫瑰，我是否也能驯化我的记忆直到完全拥有？

这令我对存在本身产生怀疑，同时又迫使我接受我短暂且无足轻重的生活也将融入涛涛江流。我来到的这个世界，我看到的这一切，我所经历的当下，我未来无从知晓的远方，所有的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问自己的向来是如何成为诚实勤奋的学生？如何得到赞扬而不被人厌恶？如何得到一份顺心可以让家人增光的工作？如何看人脸色从而得到利益？如何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我一定想过，要是一步走错，要为这残局，为这无知的决断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些我都是预见过的呀。可是有一天这些盘旋挣扎在我头脑里的问号突然对我发起了反击，它们质问我一切的意义。你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受信任的好学生？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受到人们的敬仰或唾弃？你这样倔强地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无法得知。

我只知道在战争结束的年代，很多人和我拥有同样的彷徨和无奈。彼时他们尚且生活在恐惧和梦魇中，这系列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他们祈祷救世主的来临。救世主遗弃了他们。这群人的信仰被击溃，他们呻吟着，企图用艺术创作来为自己搭建庇护所。他们听披头士，看卓别林，模仿怪异而猎奇的打扮，满街都是约翰·列侬的love and peace，大群人蜂拥入电影院看大独裁者如何走向覆灭。好像在混乱和麻木中，喜剧，流行音乐和毒品与性一道登堂入室了。

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在教人如何躲藏，而非赤裸裸地接受迎面痛击。在一层层的包裹中，喜剧艺术得以逃脱现实的围堵，在雨天用临时的草棚来安置自己，可是一旦突降暴雨，超过棚顶荷量看上去再坚固的草棚也会像纸片一样坍塌。当我们除去这层伪装，喜剧暴露出令人惊异的内核，像病人手术前要打麻药抑制痛苦那样，当麻药药效消失，原先的绞痛骤然入侵，且咬牙切齿地要求加倍奉还。

这部电影教了人一些躲藏的把式，从中可以窥见脍炙人口的喜剧的影子，然而并不高明练达。小职员阴差阳错成为大老板，恶人有恶报，好人得好报，中国经典的才子佳人，大团圆，即使错误百出，即使头破血流，也要沉浸在一切的美好的泡沫中。这是中国人的可爱可恨之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坚韧外国人是看不懂的，他们不懂中国人反讽的艺术，不懂中国人为何不欣赏希腊悲剧，也不懂中国人的每幕喜剧都包裹着一个巨大的悲剧。

一个初生牛犊的职场新人也许可以看看。试想假若他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装模做样，不会奉承，不会讲客套话，不会巴结讨好领导，如果他只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学识，他将会收获多么生动冲击的教训啊。一个历练层层加班熬磨打压的老手，倘使他无法排解内心的愤郁，他也应该去看看，拿电影角色和自己做比，或许只是一笑，也将大有裨益。热衷年味的人，渴望团圆的人值得来看看，可是不应该过分在意细枝末节和情节是否合理，寻求的应该是快乐本身。